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权力失衡——土地腐败问题泛滥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权力失衡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如今土地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为此,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合理的划分;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以及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强化对土地管理等政府部门的权力约束,才是遏制土地腐败问题泛滥,更有效地治理当前土地腐败问题的解决之道。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腐败及其逻辑机理

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技术、人力与土地的有机结合,使农村土地具有了较大增值空间,也给农村土地腐败带来了可乘之机。农村土地腐败问题之所以产生,利益驱动下的多元主体竞相介入获取利益是土地腐败的内在驱动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通过各种策略相互博弈,在利益冲突中相互妥协并构建利益结盟,是土地腐败的实践过程表达。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博弈中,权力主体与资本主体各有所图,权力主体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追求个人利益,资本主体具有趋利性。为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有权主体往往利用掌握的权力与能够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体相互交融、妥协,进而共谋,达成共识,侵害广大农民的合法土地财产权利,农村土地腐败由此产生。当然,防止土地腐败问题的发生,还需要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等层面寻找突破口。

土地腐败防治新视角:成本收益考量内化零容忍

在土地腐败治理研究中,零容忍与成本收益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两种理论有其固有的缺陷:零容忍过度强调通过外部力量作用于腐败治理,成本收益分析则仅从行为者个体角度,模拟其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认知。基于这两种理论内在机理上的联系,在对土地腐败主体、规模与特征的现状描述基础上,可对土地腐败防治构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使个体在成本收益考量过程中有效地内化零容忍,从而建立内外结合、防治结合的土地腐败治理新方式。

土地腐败行为案例研究

近年来,土地腐败问题在各大媒体频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关于土地腐败问题的研究较少且局限于腐败表现形式、问题对策研究,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基于此,从行为研究角度出发,构建腐败主体、环节、方式三维体系,通过大量典型案例的实证考察,研究分析土地腐败行为规律和特点,旨在为进一步了解土地腐败的一些真实情况提供帮助。

土地腐败现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土地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经济学分析中把每一个分析对象看作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这里的利益最大化不单单表现在货币收入或财富水平的高低,所有参与人希望得到有形的或无形的利益都包括在其中。当人们从事某种活动(腐败或寻求某种非法利益也包括在内)

我国“土地腐败”的特点与成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土地领域的腐败状况异常严重,其主要特点是涉案金额大、涉案环节多、串案窝案多、腐败的主体集中在行政级别较高的政府官员。土地腐败现象的蔓延,主要是由于客观上存在大量腐败机会和负责土地管理的公职人员主观上存在腐败动机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大搞土地腐败,视权力为“提货券”

湖南常德市委原书记杨懿文(正厅级)落马后忏悔道:“在我眼里,权力就是一张注明有效期限的提货券,我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没考虑后果。”

土地腐败问题的行政审批视角分析

本文提出目前我国土地行政管理体制中不够合理的土地行政权力配置、有待完善和提高的土地行政审批程序和效率,为土地腐败行为创造了条件,也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公众利益。合理配置土地行政审批权力、进一步规范土地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土地行政审批效率是抑制土地腐败的有效途径。

对中国经济的一个乱象——土地财政的剖析

土地财政不非我国独有,很多发达国家也都依靠"土地财政"。但国外主要通过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这样既体现了公平性,也保证了政府有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而我国的"土地财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并千方百计地抬高地价赚取更多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

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

基于一家中央法制报刊2000-2009年的腐败案件报道,本文试图通过数据来观察我国腐败现状及特征。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腐败规模处于上升状态,政府采购、工程承包成为腐败高发案件领域。土地腐败案件更为突出。同时,处、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不仅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问题的主体,还是索贿案的主要查处对象。因此,我国廉政建设更趋复杂和艰巨。为此本文提出若干廉政治理的对策。本文也指出腐败数据研究的难点及局限性。

“土地财政”规模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1999—2007年省级数据为基础,对全国各地区土地财政规模进行了大致估算,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土地财政规模存在较大时空差异。东部地区土地财政规模较大,政府支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规模虽然相对较小,但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各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地区竞争程度、腐败情况、财政信息披露程度等因素有很大关系,其中腐败和财政信息披露的影响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