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的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是赋予其更多财产性权利、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关键所在。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构成包括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充分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处置权和合理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权。当前在农地流转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存在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部分缺失、土地经营权流转处置权受到干涉及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权不合理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尊重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主体地位以及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与调整机制来保护和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高调提出: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温家宝表示应大幅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盏分配比例。 2011年12月27—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强调，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我国农村土地整治中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探讨

农村土地整治已经成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但是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盲目扩大整治范围、强拆强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等损害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在农村土地整治中必须要尊重、保护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在整治中要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这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文章阐述了农村土地整治农民财产权的内涵及构成,分析了农村土地整治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受损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而提出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对策,包括以级差地租为经济杠杆,保护农民宅基地财产权及建设用地指标置换中土地增值收益须"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同时还需要在农村土地整治中建立健全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市场机制。

十六大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障改革的进程与展望

20世纪末,新思维下的中国农村改革尽管在清理"共产风"和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却仍然受困于税费过重、农地使用权频繁变动、农地财产征用中补偿偏低、社保等公共产品缺失而严重影响土地财产性收入等问题。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国家修宪重新确定保护私有财产的大环境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亮点涌现:沉重税费有了根本性解决、农业生产补贴与保护有了新进展、农地征用补偿有了适度提高、农地延长的30年承包权向"长久不变"乃至财产"物权"靠拢、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开始向城乡一体化迈进。目前,农民土地财产权益问题仍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未来深化改革,需要:为"一小二私"的"农户经济"创富正名,为农地农户经营者解除精神枷锁;给农地确权并明确政府与农民间清晰而排他的权益边界;加快社会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完成传统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型,夯实农民自主自由创业创富的基础。

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治本之策:土地财产权利制衡土地行政权力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马克思,1867).针对我国耕地资源贫乏和市场化及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严重流失的现状,1986年制订并经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把"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作为立法宗旨,新世纪以来国家更是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然而,耕地非农化的势头并未有效遏制,特别是近年来又出现了近乎灾难性的"圈地热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表明,1986年至1995年十年间全国耕地累积减少7500余万亩,而1996年至2003年仅仅八年多时间,农用地就减少1亿亩.尽管这种"圈地"与当年英国圈地运动的"羊吃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资本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但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必须采取国家征收或者征用形式,经过政府机构审批的制度下,一方面,这里同样包含着对农民土地利益的巨大剥夺,据有关部门粗略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土地征用从农村转移出的土地资产收益超过2万亿元(张晓山2003).另一方面,这种剥夺既未能如期加速资本积累和农村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进程,又在客观上助长了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显而易见,土地行政权力滥用既是农民土地权利被侵害的根本原因,也是耕地资源流失的根本原因,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治本之策,就是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制度,构建农民土地权利制衡政府土地行政权力的机制.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性质、内涵和实现问题——基于经济学和法学的分析视角

土地财产权既是农民获得土地收益的保障,也是农民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问题,不仅需要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做实所有权主体,还需要用现代物权思想构建以"用益物权"为核心的土地财产权利体系,并建立相应的实施机制和治理机制来保证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与所有权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也接受政府的土地用途管制。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内涵及实现机制选择——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构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体系,既应赋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完整的内涵,又要创新实现机制以保障其权利的实现。面对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以及农民的退出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残缺等问题,需要建立和完善内置于"农民集体"的治理结构,赋予"农民集体"一定的法律地位,重新界定各个权利主体的边界和权能。本文从现实的案例分析中总结出三种土地财产权的实现机制:传统的行政组织替代模式、新乡村共同治理模式和独立法人模式。对土地财产权实现机制的选择既要依据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又要有所创新。

农民财产权收入的土地财产权结构新探——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

财产权制度通过界定农村土地财产权、调整农村土地市场交易行为而成为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核心制度。反观现实中法律制度对农村土地财产权转让的制约,农村土地市场交易受到限制,造成农民财产性收入取得程序、方式以及效力方面的困境。反思大陆法系传统财产权理论,从权利束的法经济学观点出发找寻农村土地财产权结构的基点,以定限物权为核心设计农村土地上的权利束体系,充分发挥财产权的流动性,可增加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方式。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与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障协调问题探讨--政治治理“元问题”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生态文明战略,但鉴于农村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属性与主权范围里的社会政治属性这双重属性,形成了国土空间开发的主体——国家(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社会认识将国家(政府)对于土地的主权与农民行使土地财产权对立起来,认为公权大于私权,主权大于人权。受此意识影响,在征地拆迁以及土地规划的政策操作层面形成了公权权力过大、农民私人财产权被压制的不平衡权力关系,引发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并且导致公权不受控制下的土地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实则国土空间格局的"恶化"。文章通过对政治治理的"元问题"追问,认为公权与私权之间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相协调,提出通过"二级多元确权"的机制设计形成公权私权两权制衡,达到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的对策建议。

宪法秩序与农民土地财产权

新时期改革农地制度,应该尊重农民意愿、注重维护宪法秩序。建立农户所有、社区所有和国家所有的多元产权模式。

乡村治理视阈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一种私权力取向的研究路径

乡村治理离不开乡村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安排。农村土地财产权的不同制度安排产生不同的乡村治理的权威结构和治理模式。与土地农民集体财产权制度相适应的是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的公共权力治理模式,而农村改革以来的双层土地财产权制度安排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分权式治理模式。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清晰和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将为乡村治理提供私权力治理的新维度,以弥补单纯依靠公权力治理之不足。

三维视角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研究目的:从时间性、社会性、空间性三维解读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基本特征,进而探究其实现路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1)农民土地财产权由国家配置,呈现出开放性结构;(2)农民土地财产权本质上具有关系性,负有社会功能;(3)农民土地财产权受土地属性限制,在个人自治与公共利益互动平衡中动态发展。研究结论:农民土地财产权需要双重实现,公法上可以从基本权利的功能入手限定国家干预范围;私法上确立其独立民事权利地位,并借助集体成员概念明确成员权利和成员义务。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困境与出路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问题突出引起广泛关注。农民土地使用权受限、收益权受损和处分权受控,原因是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经营权定限和流转制度残缺等制度缺陷。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构建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机制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以确权扩能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排除村委会处分集体土地的权力、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和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必将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土地财产权保护视角下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新探析

集体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有利于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法律法规的缺失,我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物权法属性没有得到体现,农民被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系统之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建立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长远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法规形式明确和规范土地资产的物权性质,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财产主体,赋予其市场交易主体地位,凸显农村集体土地资产价值,切实有效地利用土地财产自身的增值功能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新应注重改革现有土地征收制度,确权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构建城乡一体化建设用地市场。

财产权形成中的公权力规制研究——以土地规划权对土地财产权的规制为核心

财产权具有有待立法形成的特点。我国土地制度的实践表明,土地规划权对土地财产权具有规制的功能。土地规划权规制土地财产权的实质就是主权通过土地规划权之手,实现财产权保障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土地规划权规制土地财产权的价值目标、客体范围、权能,界定土地财产权的边界。同时,土地规划权规制土地财产权应受法律保留、公共利益、财产权保障以及比例原则的限制。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现实困境与市场化实现——基于“私有”产权视角

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需要从"私有"产权的视角重新审视农民土地产权的配置及其难以正常实现的根源。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以公有为基础的赋予"私有"特性的权益,农民土地财产权难以正常实现的根源在于农民拥有哪些土地产权没有界定清楚,而且农民既有的相关土地权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挤压,同时在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机制中忽略了市场的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市场化实现,需要对农民拥有哪些土地产权进行科学界定与分类,即对农民土地财产权从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体两个方面进行严格区分,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不同的市场化实现机制。

农民发展: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演进——以中央“一号文件”为考察线索

农民发展就是农民不断实现土地权利从而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农民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通过考察1982年至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演进遵循"权属清晰、权能完善、管理规范、保障充分"脉络舒展,朝"市场化、资本化、物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已成为未来农民发展的基本方向。

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护

建国以来,在我国农地权属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立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受损主要来源于土地的国家征用、集体支配和土地关系立法的不完备。建立有利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农地产权制度,必须在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同时,规范土地权属转移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法治精神的土地法律制度。

基于土地流转的土地财产权重心下移探析

土地财产权重心的下移是从注重土地所有权到土地使用权,再到注重土地处分权。土地财产权重心下移的基础在于土地归属、土地利用和土地流转价值目标体系的完善。土地的相对性处分权利是土地流转和市场化的权利基础,包括转让权、出租权、抵押权、出资权和继承权等权利内容。土地财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同地同价同权",亦即处分权的平等赋予,这同时需要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分工和结合。

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土地制度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年 2月 19日至 20日，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土地利用司和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在江苏省苏州市联合召开了土地制度创新座谈会。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出席座谈会并在会议结束时作了讲话。 这是一个袖珍型的座谈会，参加讨论的只有十来人，但讨论的问题比较重要，也比较深入。话题从城市规划区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切入，实际上就土地财产权的制度创新问题展开了充分的探讨。参加座谈的人士，都有多年从事土地管理工作的经历，对讨论的问题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本期“特别策划”推出的 9篇文章，是根据与会者讨论发言整理成的，相信能给读者以不同的启发，并激起读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兴趣。 十几年来，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实践的发展，同时迫切要求回答农村集体土地尤其是集体建设用地能否流转、怎样流转。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创新成为业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难点。 处在一个统一的土地大市场中，集体建设用地量大面广，如果不允许其流转，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就是一句空话；而如果对其交易行为放任不管，政府一个“龙头”供应土地的想法就会落空，管理也会失控。 作为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利，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再被任意强行低价征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已学会用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