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土地违法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维护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秩序是云南省乃至全国当前自然资源领域的重中之重,为深入研究土地违法变化规律,以云南省2010—2020年土地卫片执法检查中的违法用地数据,采用土地违法变化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其违法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揭示土地违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土地违法总体趋势波动上升。企事业单位、省重点工程以及交通运输用地违法占比较高,村组集体和个人、国家重点项目以及住宅用地等违法呈加速增长态势。(2)昆明市、临沧市、红河州、玉溪市等违法用地位居云南省前列,官渡区、蒙自市、临翔区、文山市、弥勒市和隆阳区等是土地违法的重点地区;保山市、临沧市、峨山县、镇沅县等是土地管理工作的热点地区。(3)土地违法行为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城镇化水平、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违法涉及耕地面积的相关程度,在2013年达到峰值;土地违法宗数与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因素的年均相关程度较高。研究结果以期为云南省乃至全国土地执法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FME的土地违法案件查处现场勘测调查自动核查研究

结合土地违法案件查处现场勘测调查工作要求与相关数据格式,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FME(空间数据转换处理系统)的数据快速转换、分析与计算方法,建立了可重复使用的工作流(工作流程的计算模型),旨在实现自动化快速核查。实际应用效果显示,该方法可极大地提高核查的效率和准确性。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土地违法监测中的应用概述

现如今传统的卫星遥感技术无法满足分辨率的需求,在土地违法监测工作进行过程中,有关部门考虑应用较为先进的无人机遥感技术。通过无人机遥感技术应用,进一步提高土地违法监测效率,能够及时查看土地使用情况,有助于土地执法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简要介绍无人机遥感技术具体特点,以及该项技术的应用流程,分析该项技术在土地违法监测工作进行过程中的应用策略,对于我国各项土地政策的落实以及土地执法工作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土地违法案件中地类认定的思考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过程中,违法用地占用地类的认定是一个核心要素。存在的问题与责任分析根据《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工作规程(试行)》规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违法用地占用地类,应当将违法用地的界址范围或者勘测定界坐标数据,套合到违法用地行为发生时的最新或者上一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图,或者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及国家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上,对照标示的现状地类进行判定。

土地督察对土地违法的遏制效应评价

选择当年发生土地违法案件数和当年发生土地违法涉案面积作为主要表征指标,收集了2002-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土地督察对土地违法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论文分别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和混合OLS模型加以估计,通过相关检验,最后选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土地督察的违法遏制效果进行了评价。分析表明:①土地督察的确对减少土地违法有显著影响,土地例行督察覆盖度每提高1%,可能减少土地违法案件92件,可能使土地违法涉案面积减少约2.18%;②若对某省份实施了专项督察,则可能减少土地违法案件7件,可能使土地违法涉案面积减少31.11%;③由于实行了土地例行督察和专项督察,可能使2007-2009年的土地违法案件分别少发生84件、3 473件和12 500件,土地违法涉案面积分别少发生2 314.13 hm2、1 919.75 hm2和3 046.57 hm2。

督察土地违法需要体制支持

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地方的土地管理部门事实上很难监督同级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即使地方行政一把手做了错误的决策，地方土地管理部门通常也不会抵御。可以说，地方几乎不存在土地违法的纠错机制。这正是各地土地违法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

方城局从源头上制止土地违法

三年来,共制止土地违法行为二百七十九起方城县国土资源局切实加强执法监察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严格执法监管,从源头上制止违法行为,取得了明显成效。三年来,共制止土地违法行为279起,拆除违法建筑1260平方米,复耕土地163亩,追究行政责任2人,追究刑事责任3人,全县土地违法案件逐年下降。该局从机制建设入手,建立健全了三项工作机制。

控制土地违法的决策

控制土地违法的决策陈文村陈国荣控制土地违法，是指土地监察部门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防范和制裁土地违法，逐渐减少并最终消灭土地违法现象。在控制土地违法的过程中，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控制土地违法的决策部门根据现实的土地违法情况并预测土地违法活动...

市场化改革与违法：来自中国土地违法案件的证据

市场化改革可以减少寻租空间,从而降低腐败等违法案件的发生。我国国有土地出让所经历的市场化改革,为验证上述结论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本文利用2003—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影响。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协议出让和挂牌出让方式会对违法案件的数量和涉案面积构成正向的影响,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招标和拍卖出让方式则有助于遏制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生。分地区的比较显示,东部地区的土地违法案件受市场化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然,这可能源于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程度的不同。

政府管制、土地违法与土地财政

研究目的:分析政府管制、土地违法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影响机理,为理解和应对土地财政问题提供重要参考。研究方法: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结果:政府管制对土地违法、土地财政具有重要影响,土地财政与土地违法两者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政府对农转非的产权管制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土地财政,只是为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提供了权利依据。政府对农转非、土地出让环节的价格管制,以及主导收益分配是形成土地财政的根源。为了追逐土地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有显著的土地违法冲动,但考虑土地违法查处的风险,土地违法并不必然带来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

土地例行督察的土地违法遏制效果测算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例行督察对土地违法的遏制效果,并测算效果大小,为进一步完善土地例行督察以遏制土地违法蔓延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基于1999—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OLS模型加以估计,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测算土地例行督察的土地违法遏制效果。研究结果:(1)土地例行督察对遏制土地违法有效果,且土地例行督察比例每提高1%,土地违法涉案土地面积减少17.12 hm2;(2)实施土地例行督察后,2008—2010年的土地违法案件涉及的土地总面积分别减少804.59 hm2、4355.11 hm2和8363.14 hm2,分别占当年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的2.46%、15.78%和29.98%,且2010年的土地例行督察效果好于2009年;(3)从土地例行督察的区域差异来看,2008—2010年西部地区土地例行督察效率都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研究结论:土地例行督察能够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蔓延,扩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土地例行督察范围,能够较大程度提高土地例行督察效果,遏制欠发达地区土地违法快速扩张态势。

地方政府土地违法治理政策的仿真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不同治理政策对地方政府土地违法面积变化的影响,为治理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研究方法:构建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不同治理方案下2010—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违法面积的变化情况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结果:(1)在2009年的治理水平下,2010—2020年地方政府土地违法面积将不断增加,腐败压力指数、耕地压力和违法治理压力均持续加大,治理力度亟待加大;(2)事后惩罚型政策具有延迟性,地方政府土地违法面积将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事中监督型政策对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抑制效果较为明显,但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腐败不起作用;事前预防型政策对抑制地方政府土地违法更有效,但政策实施存在一定的难度。研究结论:单一的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结合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惩处进行综合治理能够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土地违法。

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与土地违法

在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土地违法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更涉及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农村集体组织。为深入了解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对不同主体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运用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开展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政府和企业的土地违法面积均显著增加;而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能有效减少土地违法的案件数。进一步地,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各级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个人和农村集体组织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的研究也指出,为有效控制土地违法行为的扩大,中国政府仍需采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引导企事业单位有序用地和不断完善土地督察制度等措施。

土地交易法律制度演变对土地违法的影响研究

利用1999—2007年省级层面的土地违法案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参与土地违法的行为与土地交易法律制度的演变紧密相关。土地出让法规细节完善前,地方官员可通过较为简便的协议和划拨等方式合法出让土地来发展辖区经济,土地违法的动机多出于谋取个人私利的"土地腐败";土地出让法规严格后,面对日益增加的土地需求,地方官员倾向于冒险违法供给土地以发展辖区经济。在中央发展经济和合法用地的双重目标下,发展经济仍是地方政府官员的首要激励。如果这个激励不改变,即使中央政府加大打击力度,减少的仅是土地腐败的可能性,地方官员合谋参与的土地违法案件仍然会层出不穷。改变目前以地区GDP为中心的政绩观,而不是单靠严格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源头上改变地方官员热衷于参与土地违法的问题。

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关系,为土地违法治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研究结果: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全国层面、东部地区以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验也确实符合"土地违法随经济增长先增加后减少"的论断,但中两部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不显著;人均GDP达到2万元是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出现的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研究结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强化技术手段在土地违法查处中的作用是加强土地违法治理的重要措施。

江西省土地违法现象特征分析

对江西省2006-2010年间的土地违法现象进行了调查,采用数量统计和计量增长模型对违法用地数据进行分析模拟,提示了土地违法现象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江西省土地违法主体呈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样化、主体层级较低、违法手段复杂化等特点,政府主导的违法用地规模较大是监管的重点主体;土地违法现象主要集中在赣中、赣北、赣西北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不同区域违法用地面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呈正相关;违法用地行为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违法用地的规模相对于初期违法用地的规模有明显的扩大趋势,存在空间蔓延态势,且速度较快。

我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的Kuznets曲线分布与治理研究——基于2001-2011年省际数据的检验

基于2001-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与其拐点分布。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在省级层面,除江苏、河南、新疆等3个省份表现为显著正相关以外,其他省份尚未拟合成库兹涅茨曲线;政府干预能改变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值,如通过土地督察可加大土地违法成本,减少其涉案面积,降低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土地督察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推动土地督察立法,完善土地督察联动机制,并对土地督察机构工作人员形成激励约束机制,避免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从“三权”角度透析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

近年来,在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违法占地问题比较严重。本文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分析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现象产生的原因,同时指出其造成的后果,在此基础上试图寻找出治理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现象的对策,为加强土地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博弈分析

作为中国土地管理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省级直管和中央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对于完善垂直型土地管理体制以及遏制土地违法案件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借助一个简单的博弈框架描述了伴随着垂直管理体制中的省级直管和中央土地督察制度的逐步建立,制度的完善对上下级政府在土地监管过程中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省级直管制度使得省级政府具备了对县市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有效的监督与管控措施,但是却难以克服省级政府与县市政府所出现的合谋。而配合中央政府的土地督察制度则可以有效地降低省级政府与县市政府合谋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治理与制度创新

我国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有关地方政府的义务规定欠缺,权力监督不足,责任体系不完善,以致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解决的方法是更新治理的理念。新的治理(公共治理)包括公共协商、权力合法、组织协作、回应等观念。它可以改变制度的价值取向,弥补义务规定不足,实现权责的一致,转变传统的监督方式,从而解决因制度缺陷而导致的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失控问题。土地利用中的公共治理观念的建立,还需要一些配套制度,如权力平衡机制、绩效评估机制、责任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等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