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示范村镇土地综合改造分析

本文以陕北示范村镇土地改造综合改造项目为例,在原有自然条件、地貌类型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对项目区进行土地利用限制因素、新增耕地来源与适宜性以及水资源分析。项目综合改造实施后新增耕地面积19.67hm^(2),新增耕地率14.41%,土壤盐碱化程度降低,质量等级为二等地,可供水量增加,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项目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农作物生产和生态环境稳定。

山西省粮食生产发展特征及土地资源限制性研究

基于山西省1949—2012年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数据,以人粮关系为核心,构建土地资源限制性模型,从省、市、县三个不同尺度全面分析了山西省粮食发展特征及土地资源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县级尺度上,2003—2012年粮食盈余地区在增加,不受土地资源承载力限制的县级单元由42.1%增至65%,人口超载的地区减少,其中,超载地区大部分位于山西省晋北地区,晋南地区的土地资源限制度较小,粮食盈余地区所占比例较大,中部地区偏向于人粮平衡。(2)市级尺度上,土地资源承载力以人粮平衡和土地超载为基本特征,2012年与2003年相比全省粮食盈余市级地区增加,土地超载地区减少;(3)全省尺度上,建国初期土地承载力指数整体大于1.13,土地处于超载状态。近十年间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从27.2下降到11.8,土地资源限制度降低,人粮关系好转。总体来说,2012年的土地资源限制与2003年相比有很大程度的降低,土地超载的地区减少,人粮关系趋向改善,粮食盈余地区增加。

刍议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限制的合理性——以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具体限制为视角

土地问题关系民生大计，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构成要素。我国对土地流转一直保持着谨慎的限制态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改进农村土地流转限制的现状的呼声此起彼伏。本文拟从我国目前存在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情况出发，浅探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应有的一些具体的合理性限制。

中国“三北”防护林地区土地资源特点及农林牧合理用地布局

中国“三北”防护林地区的“三北”,即为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的简称,面积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41%,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且急需整治的区域。依据该区域土地资源的特点,合理安排农林牧业用地,则是该区取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国大中城市土地供给对住宅价格的影响

中国房地产市场化始于1998年,而中国各级政府从2002年才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和干预。调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土地供给的限制。此后,中国的住宅价格开始了迅速且持续的上涨。诸多文献都揭示了住宅价格不仅反映着经济基本面因素,更反映出政府政策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土地政策是住宅价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解释因素。本文用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土地供给与住宅价格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对比中国政府限制土地前后的结果,我们发现,在土地宏观控制后,这一负向关系更加突出。由此本文认为,2002年后开始的中国住宅价格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土地供给的限制。中国住宅价格的上涨已经偏离了经济稳定增长的轨道,土地财政造成的土地供给限制和房地产企业为了获得住宅价格上涨的高额利润而进行的土地储备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两个重要原因。所以,要彻底解决房价问题就不能忽略土地供给问题。住宅价格要回到适合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弱化土地财政,利用法律法规限制囤地待涨,进而解除对土地供给的限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转型时期土地他物权制度评述

俄罗斯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加强财产利用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趋势。民法典和土地法典对土地的终生继承占有权、永久使用权、对他人土地的限制使用权的规定,较完整地构成了俄罗斯的现代土地他物权制度。但由于两部法典颁布时间相差6年之久,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两部法典对土地他物权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也体现出俄罗斯根据本国的需要对土地他物权的立法所作的必要调整。

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合宪性困境与行政补偿理论的应对

规制国家的兴起带来现代行政活动方式上的变化,而传统的行政补偿制度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正经受着来自于以可转移土地发展权为代表的土地规制工具的挑战。传统行政补偿理论围绕公平负担理念,发展出以特别牺牲为核心要素的理论框架,在功利论和义务论两种哲学观的影响下,主要通过对公权力干预财产权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起到维系公私利益平衡的效果。规制工具所蕴含的"公平分享"价值取向与传统行政补偿理论的"公平负担"实际上是同一理念的"一体两面"。作为公权力干预公民财产权的行为样态,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根本弱点在于缺乏义务论的合宪性控制。于此的公法理论应对,应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维度进行合宪性建构,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强调合目的性和合比例性,以政府公共政策影响公民财产权所形成的利益为视角,对干预行为进行审查,达到维系公私利益平衡的效果。

限制开发区背景下的土地共有合作开发模式刍议——以重庆五宝镇为例

中国土地产权改革不搞私有化,地权划分也并非越细越好,中国集体地权具有突出的合作优势。本文基于重庆五宝镇的发展实践以及中国集体地权设置,抽象出土地共有合作开发模式,强调权能分离和组织整合对于现代土地开发的重要意义。对于现代土地集约化和规模化开发而言,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再集中化以及多主体合作网络是其必要条件。土地共有合作开发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分散或个体开发中普遍存在的交易成本高和租金耗散问题,不仅有助于限制开发区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更对当下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同时,本文强调通过完善的制度激励和社会监督有效约束政府行为,充分保障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农用地的评价及合理利用的探讨

农用地的评价与利用的研究,是人口与土地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内容包括:(1)农用地评价的方法、原则、步骤、项目与指标的选择;(2)农用地对特定作物的单因子限制性强度和综合适应度;(3)对农用地利用现状的合理性及投入产出效益进行评估;(4)制定新的农用地利用规划,并保证经济效益、总产出最佳,作出新利用方式的后效评价。文章还对目前存在于我国土地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论《物权法》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但在整个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日益注重对环境的管理,政府在对经济规制放松的同时,也逐步加强了对环境的规制,采取一系列的办法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对环境进行保护,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通过对整个社会都有巨大的好处,如何通过物权法进行合理的环境规制,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促进社会发展的生态化,提升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力,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分析了物权制度为保护生态环境采取的相关限制手段,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