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冲突”到“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研究的理论进路

研究目的:从频繁发生的中国农村土地冲突这一现象入手,对现有学术研究中微观的现象描述、中观的制度分析到宏观的政治阐释三种路径进行反思并提出新的理论进路。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现有的研究达成了一些基础性共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向,特别是在宏观的政治阐释层面存在着诸多分歧,对此,应该在中国农村土地冲突问题的分析中确立基本的研究方向。研究结论:引入"土地风险"概念,并进行相应的理论建构,是解释中国农村土地冲突问题的方向之一。

制度的非正典化:土地冲突背后的“土地风险”

现代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其"自反性",而制度的自反性无疑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风险源。制度的正典化意义在于提供规范和秩序,而自反性的制度则宣告了对其正典化意义的背离甚至是破坏。在这一背景下考察当前的土地问题,可以发现,目前土地问题的焦点表面上是对现实秩序构成冲击和破坏的土地冲突的频发,而实际上,冲突背后的制度偏差潜藏了更大的风险。总的来看,当前土地制度中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有意模糊和组织化不负责使得土地问题成为风险的聚集地。消弭"土地风险",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具体而言要加强对土地权力体系的约束、消除制度性模糊并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海外电力投资项目土地风险管控路径

土地是海外项目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当地居民安居乐业的根本,因此对于土地,社会各方都更为关注和敏感。在当前新冠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衰退的大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一些"势力"的攻击和抹黑,土地风险作为一项既影响项目经济利益,又涉及公共法律政策与社会和谐稳定的特殊风险,对其管控好坏不仅影响到企业自身项目的成败,更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和国际声誉。因此,进一步加强海外电力投资项目土地风险管控创新势在必行。

基于景观结构的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

本文以沱江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2005—2020年的遥感数据,从景观结构的角度,利用GIS和GeoDa软件,同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构建景观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分析了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耕地为研究区的景观本底值,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15年间,耕地和林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水域、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增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最多,91.95%来源于耕地,是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②2005—2020年的生态风险指数,经计算,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值均为正数,在99%的置信度标准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生态风险区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呈现空间聚集状态,“高-高”聚集是土地生态风险的主要聚集模式。③15年间,在空间分布上,低风险等级整体上有向中下游转移的趋势,研究区以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为主,分别呈片状和条带状较集中地分布于流域上游的山区和中下游的丘陵地区,分别占到研究区总面积的49.20%和48.98%;从面积变化的趋势来看,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中等风险区面积逐年分别增加了1122.91、3581.10、21698.83 hm2,较高风险区面积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增加了582436.94 hm2,高风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体减少了608839.78 hm2,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整体上趋于减弱;总体来看,除较高风险区向高风险区少量转化外,其余均以较高等级风险区向较低风险区转移占比较多,风险区的转化均表现为相邻等级之间的互相转化,说明研究区生态风险变化相对稳定,没有急剧变化的区域。

碳排放视角下武汉市土地生态风险时空格局演变

[目的]探究土地利用碳排放对土地生态安全的不利影响,揭示不同因素的演变情况。[方法]引入碳足迹压力指数,并结合植被覆盖度、降水距平百分比指数、土壤侵蚀程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一同构建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使用熵权法确定风险指标权重并计算了综合风险指数。最后,利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武汉市2010年、2015年、2020年土地生态风险及空间集聚效应的时空演化规律。[结果]武汉市生态风险整体呈降低态势但幅度较小,各行政区风险指数差值大,中心城区植被覆盖度低、土地利用混合度低、碳排放压力高、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堪忧;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呈较强的空间集聚状态,冷热点集聚程度先增强后减弱,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和汉南区内。[结论]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的激增造成了土地生态风险的进一步加剧和风险来源的多样化,引入碳足迹压力指数能更全面地评估区域土地生态风险情况,为降低土地生态风险提供依据。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太原市土地生态风险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太原市土地利用/覆被格局的时空特点和结构演变,选取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和景观格局指数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并对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风险进行评价。研究方法:RS、GIS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耕地、草地、城镇用地三种土地类型间的相互转化是太原市15年间最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其中耕地减少80.66 km2,草地减少43.64 km2,建设用地增加107.73 km2。研究结论: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会不断增大,同时土地利用趋于破碎化,使得土地生态风险程度明显增大。

土地生态风险评价的理论基础及模型构建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生态风险评价的理论基础并构建评价模型。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对比法。研究结果:目前中国对于土壤风险评价大多数是针对土壤中重金属和农药污染,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方法和指标体系来表征或评价包含物理压力、化学压力和生物压力在内的土地生态风险,如何在实践中辨识土地生态风险的压力因子,如何进行有效的生态风险评价并用之于土地管理还没有成熟的方法。研究结论:将土地生态风险压力因子分为物理因子、化学因子和生物因子,可为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基于GIS的石漠化山区县域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生态风险测度

为深入探寻石漠化山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空间规律和土地生态环境的演变方向,利用晴隆县1988年、2000年、2016年3期遥感影像数据,在RS与GIS技术支持下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空间分析模型、空间变化率指数、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土地利用变化综合生态风险度来测度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生态环境造成的风险。结果表明:(1)耕地、草地、未利用地三种用地类型间的剧烈转化,使研究区土地生态环境逐渐恶化;(2)人口上涨、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工矿及居民用地极速扩张等对研究区的土地生态安全造成威胁;(3)近30年间土地生态风险程度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但后16年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增大、植被覆盖指数和多样性指数的减小,说明研究区存在石漠化程度加深、景观类型单一、生态稳定性差、土地生态风险概率加大等问题,晴隆县土地生态状况仍有恶化的趋势。土地利用变化的综合生态风险度与土地生态风险指数的测算结果相互印证,说明将上述方法用于评价石漠化山区县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风险是可行的。

干旱区河谷城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动态预测——以新疆伊宁市为例

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生态安全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和核心。基于伊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依照规划基期年及末期年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借助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和生态风险空间分析方法,测算了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并通过运用ArcGIS 9.3对生态风险进行了系统采样、半变异函数分析及空间插值,研究伊宁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动态演变和空间分异特征。结果显示:伊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全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土地生态风险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生态安全状况由北向南逐渐加重,且高、较高风险区在南部区域呈圆环式蔓延趋势。在未来土地利用变更中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伊宁市河谷构建良好的生态用地格局,提高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

西部干旱绿洲区城市土地生态风险预警及管控研究——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西部干旱绿洲区是典型生态脆弱区,土地生态风险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土地利用之间关系,揭示绿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生态环境演变关系,有利于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为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绿洲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整理分析2006—2015年土地、社会经济数据,从四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方法,分析乌鲁木齐市绿洲土地生态风险变化规律,揭示2016—2025年土地生态风险警情;研究结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绿洲土地生态风险预警随之提升;最后提出相应土地生态风险管控机制:(1)统筹城乡发展,合理确定人口规模;(2)调整绿洲产业结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机制;(3)改善绿洲生态环境,提升土地生态保护机制;(4)调整绿洲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土地基础保障机制。绿洲土地生态风险预警研究有助于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服务,为区域政府提出相关科学生态保护政策依据。

长株潭核心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驱动因子分析

驱动因子分析是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和调控的基础.在全面分析长株潭核心区土地利用变化社会驱动因子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直接导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关键因子,并分析了各种驱动因子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增长是长株潭核心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主导驱动因子,建设用地变化与GDP变化具有高度一致性.该结果对进一步分析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调控机制,研究景观结构及格局变化的生态学特征具有积极作用.

晋西北河保偏矿区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退化风险的影响

采用基于光谱混合分析(SMA)的地表覆盖指数对晋西北河保偏矿区1990—2006年土地退化风险进行评价,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分析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对土地退化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矿区的土地退化风险总体上呈降低趋势,未利用地的开发利用和生态工程实施是导致区内土地退化风险降低的主要原因;煤矿开采虽然对土地退化有一定的影响,但矿区发展所引发的区内土地利用结构的改变以及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很大程度上能抵消这种负面影响。

陕西黄土台塬区土地生态风险时空差异性评价

基于RS和GIS支持,采用土地转移流和土地生态风险强度指数,对陕西黄土台塬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及其结构性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1990—2010年陕西各台塬区的建设用地均有所增长、耕地除宝鸡台塬区和西安台塬区增长外,其他台塬区均减少,生态用地则刚性减少。(2)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指数表现出"高—低—高"的发展过程,1995年是一个拐点。(3)市域尺度上,宝鸡台塬区和西安台塬区土地利用的结构性风险自1995年以来有较大幅度的攀升,2005年后临近"高等"生态风险。(4)县域尺度上,除了白水县和永寿县的生态风险降低外,其他区县均有所增大,各区县生态风险的差异性也进一步扩大。1990年、2000年、2010年土地结构风险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0.43%,10.57%,10.79%。

典型喀斯特峰丛洼地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以平塘县为例

以喀斯特峰丛洼地发育典型黔南平塘县为研究对象,以2000、2005、2013年三期TM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源,基于"3S"技术手段,结合景观生态学理论,利用土地利用程度指数、耕地垦殖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优势度指数等指标,构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与变异系数法相结合的方法 ,计算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综合指数,对研究区不同研究时期土地利用风险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平塘县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呈增大的变化趋势,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综合指标从2000年的24.819上升到2013年75.181,主要由于平塘县生态本底极其脆弱敏感,随着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大规模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活动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生态风险隐患。

陕西关中地区土地利用结构风险动态研究

以遥感影像资料为依据,运用地学信息图谱的理论和方法,在RS和G IS的支持下,生成了关中地区1986-2007年的土地利用结构风险变化图谱;并从栅格、地貌单元、坡度带及行政区等多个尺度上分析了土地利用结构风险的时空变化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986-2007年,关中地区土地利用结构风险先升后降,总体降低。各地貌单元中,平原区土地利用结构风险持续增强;黄土台塬区土地利用结构风险是先增后减,总体加大;其余三类地貌的土地利用结构风险是先增后减,总体变小。各坡度带中,0°～3°段的土地利用结构风险增加,>3°段则是先增后减,总体降低。各地市土地利用结构风险最大的是渭南市,最小的是宝鸡市;渭南、西安两市的土地利用结构风险是先增后减、总体加大,宝鸡、铜川、咸阳三市则是先增后减、总体减弱;区内土地利用结构风险变化情况是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两方博弈的结果。

美国油气资产收购中的土地估值与审核风险

土地租约是美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立项之本。细碎的油气租约既是资源的直接承载,也是反映市场交易价格的基本单位。伴随着美国页岩革命以来外资的巨额注入,对于复杂的土地制度的认知成为投资者开展资产收购活动的起点和窗口,土地估值和审核则成为整个进程中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国有和民营的油气企业频频出击美国的油气市场,尤其需要对美国的土地制度和交易中的土地风险有所审慎,切实保障资产价值、提升投资效益。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抵押融资风险评估研究——以S市X区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融资如何持续稳步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待思考的命题。为了解其土地抵押融资风险状况,科学监管土地抵押融资,本文选取S市X区为个案,运用熵值法建立风险评估模型,从市场特征、抵押状况、信用因素、政策法律因素4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抵押融资风险程度每年都有起伏,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并逐渐回归稳定;融资的政策法律环境愈发完善,风险程度降低速度最快,市场特征风险程度波动排在第二位,信用因素风险渐渐平稳,抵押状况风险起伏较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政府管理机制、规范融资平台行为、加强银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土地征收中社会稳定风险动态管理模型研究

本文对土地征收流程进行阶段性划分,分析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内涵、特点。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管理模型,采用头脑风暴法对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识别,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熵权法、等风险图法对该风险进行分析、评价,并引入实例进行论证。

化工厂周边土地重金属污染特征及风险管理

近年来科技不断发展,企业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化工厂。化工厂在生产时,会通过废水、废物、废气等方式向土地排放大量重金属,对土地造成大量的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间接危害人体健康。本文通过指数污染法评价土地污染风险。

快速集聚型城市潜在土地利用竞争风险识别——以兰州新区为例

城市新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各类用地竞争激烈、矛盾突出,而潜在土地利用竞争风险识别是预防和改善土地利用合理性的基础和前提。基于空间多准则决策法(GIS-MCDA)、问卷调查与访谈法、专家打分法等,对快速集聚型城市潜在土地利用竞争风险进行识别。结果显示: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新区的核心区和内部的闲散耕地区;较高风险区则分布在机场和工业区附近,面积较大,影响突出,在新区建设过程中需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