膳食Cd摄入对土壤筛选值确定的影响

收集了2000~2014年发表的关于国内不同膳食中Cd浓度研究文献,统计出不同区域各种主要膳食中Cd含量,结合2002年开展的膳食总调查结果,计算了不同地区居民膳食Cd暴露量,推导了考虑膳食Cd暴露情景下土壤中Cd的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结果显示,我国居民膳食Cd摄入量低于FAO/WHO（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于2010年颁布的允许Cd摄入量0.833μg/（kg体重·d）.其中,全国范围内居民膳食Cd摄入量的平均值为0.444wg/（kg体重·d）,高于北方[0.240μg/（kg体重·d）]、北京[0.160μg/（kg体重·d）]和上海[0.408μg/（kg体重·d）]地区的平均值,低于南方地区的平均值[0.518μg/（kg体重·d）].全国、北方及南方地区对Cd摄入量贡献最大的膳食主要为蔬菜、米及其制品、面及其制品、水产和肉类;北京地区对Cd摄入贡献较大的膳食依次为蔬菜、面及其制品、水果、米及其制品和水产;上海地区对Cd摄入贡献较大的膳食依次为蔬菜、水产、米及其制品、肉类考虑膳食Cd摄入后推导的工商业用地情形下的筛选值低于不考虑膳食Cd摄入情形下的推导值（829mg/kg）,其中,全国范围、北方、南方、北京和上海地区的筛选值分别为461,630,400,697和492mg/kg基于不同尺度膳食摄入量的统计结果推导的筛选值差异明显,其中,南方地区筛选值是个国筛选值的86.8%,北方、北京和上海地区分别是全国范围推导值1.4倍、1.5倍和1.1倍.在制订国家层面Cd的筛选值时,应充分考虑各区域膳食Cd的暴露特性,以避免因制订统一值导致高估或低估局部区域居民的健康风险.

木聚糖酶产生菌的土壤筛选

本文报道从44 份土样中筛选到产木聚糖酶活力较高的菌株,并对所筛菌株产木聚糖酶水解桦木木聚糖后的糖类组成进行了分析。

HERA和RBCA模型在土壤筛选值推导中的应用比较

为选择适合安徽省污染场地筛选值本土化的推导模型,将HERA 和RBCA 模型对我国某污染场地检出污染物苯并(a)芘筛选值的推导结果与国家颁布值和北京市筛选值中苯并(a)芘的标准进行比较,并对两种模型的推导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显示,住宅用地类型下HERA 和RBCA 模型的推导值与国家和北京市标准差异不大,工业用地类型下HERA 模型的推导值跟国家和北京市标准接近,RBCA 模型在工业用地类型下的推导结果是国家标准的2.7 倍,是北京市标准的10.25 倍。分析表明主要是因为模型参数设置、最终筛选值取值原则和苯并(a)芘在两模型中的解析原理方面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证明HERA 模型更适合成为我国污染场地筛选值本土化的推导模型。

不同国家基于生态风险的土壤筛选值研究及启示

本文介绍了土壤生态筛选值的定义以及国外一些国家在污染土壤生态风险评估领域的相关土壤筛选值。由于地理生态、社会文化、行政法规以及标准制定的科学基础等差异使各国基于生态风险的土壤筛选值的制定方法各有特色,导致各国基于生态风险的土壤筛选值名称和筛选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诸如土壤生态筛选值、生态风险评价技术导则等文件。本文就目前国外一些权威机构推出的并得到广泛认可的相关标准、方法做简要介绍,就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土壤生态筛选值的制定方法、理论体系、使用策略等进行详细描述,为我国制定相关筛选值的方法体系提供参考,旨在推动我国基于生态风险的污染土壤筛选值的建立和生态风险评估研究。

制定场地土壤风险评价筛选值中关注污染物的预筛选方法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城市扩张,我国企业搬迁遗留遗弃污染场地问题日趋严重,如这些场地未经环境调查、评价和修复直接再利用就会存在潜在健康风险。包括场地土壤筛选值在内的系列场地环境评价导则和标准的颁布将会对污染场地管理工作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土壤污染是世界性的环境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研究并制定了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关注污染物(COC)的选择是制订筛选值的首要工作。介绍了制订北京市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过程中对关注污染物选择的一些经验,以期为未来制订其他城市或地区筛选值时关注污染物的选取提供借鉴。

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风险筛选值关键影响因子研究——以砷为例

合理确定重金属土壤筛选值是污染场地风险识别和调查评估的基础,过松或过严的标准都会增加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会导致风险管控措施失效或修复资金浪费,确定重金属土壤筛选值的关键影响因子是合理确定重金属土壤筛选值的前提。选择工业污染场地中检出频率高、毒性大的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假设工商业用地下的暴露情景,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4)得到砷筛选值计算公式,利用基于蒙特卡罗模拟的Crystal Ball模型计算公式中各参数对结果的敏感性和贡献率来确定关键影响因子,通过调研国内外砷筛选值现状,从计算模型、毒性评估及关键影响因子等方面对引起各国砷筛选值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结果表明:工商业用地下土壤砷筛选值取值为0.84～175.7 mg·kg^(-1),均值为21.4 mg·kg^(-1),95%的置信上限为24.19 mg·kg^(-1);风险可接受水平、每日土壤摄入量(IR)、暴露频率(EF)和暴露周期(ED)对砷筛选值的贡献率依次为41.3%、-27.3%、-16.3%和-12.7%,其余因子的贡献率均小于1%;关键影响因子按贡献率绝对值从大到小分别为风险可接受水平、每日土壤摄入量(IR)、暴露频率(EF)、暴露周期(ED)。计算模型和毒性评估存在差异是国内外土壤砷筛选值差异的基础原因,当计算模型和毒性评估差异不大时,关键影响因子才是决定性因素,其影响程度与模拟计算的结果一致。建议我国完善筛选值计算模型,对砷的毒性效应和符合我国暴露人群特征的关键影响因子展开深入研究。

制订我国污染场地土壤风险筛选值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我国大中城市陆续开展污染企业搬迁,环境管理上要求对搬迁场地进行商业开发前必须开展场地环境调查、风险评估和修复,客观上要求有一套场地环境评价标准和污染土壤修复标准。针对目前国内污染场地标准缺失及盲目引用国外相关筛选值出现的误区,分析了美国、荷兰和英国土壤筛选值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合理借鉴国外土壤筛选值及其制定方法学提供指导,并为我国场地土壤风险筛选值的制定提供参考。

构建土壤生态筛选基准的技术关键及方法学概述

土壤生态筛选基准是指为了对陆地生物及关键的土壤生态功能提供适当保护而制定的土壤中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污染物浓度超过此值,需对土壤采取进一步的风险评价行动或污染控制措施.论文综述了当前国际上土壤生态筛选基准的发展现状,系统阐述了制定土壤生态筛选基准的方法学及4个基本步骤:数据收集、适用数据的选择、基于效应的数据外推与阈值估算和筛选值的最终确立,并对构建适于我国使用的土壤生态筛选基准时可能会遇到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

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筛选值及标准应用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重要的一环是对后续场地修复制定土壤及地下水的修复值,其重要参考就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物筛选值的应用。随着土壤环保产业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土壤及地下水的标准也逐步更新及发展。针对污染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本文梳理了国家及地方发布的土壤筛选值11项标准,以及4项地下水标准,并进行了针对其应用策略及适应范围的分析。

基于地下水安全的六价铬土壤环境基准值推导案例

重金属污染物六价铬[Cr(Ⅵ)]毒性较大,迁移性强,对地下水安全带来很大威胁,现行相关土壤标准多忽视了地下水安全,亟需制定基于地下水安全的Cr(Ⅵ)土壤环境基准值为污染场地监管提供支撑。调研借鉴国外制定基于地下水安全的污染物环境基准值的方法,以浙江黏壤土、江苏壤质砂土和吉林壤质黏土为研究对象,进行室内静态吸附试验,获得3种土壤的Cr(Ⅵ)分配系数。土壤参数及含水层相关参数通过查阅调研国内文献获得,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在土壤筛选指南中提出的土壤筛选值(soil screening level,SSL)方法,基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反推得到基于地下水安全的土壤环境基准值。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地下水安全的Cr(Ⅵ)土壤环境基准值分别为0.944,0.690,0.514 mg/kg,研究结果与国外以保护地下水安全为目的的基准值较为接近,但各研究地区土壤性质的差异使得基准值有所差别。因此各地监管机构在完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时应当构建各地土壤及含水层参数数据库,为本地区土壤污染治理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各地区推导基于地下水安全的重金属土壤环境基准值提供科学依据。

四川省不同建设用地类型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研究

运用土壤风险控制值推荐模型,针对四川省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和公园绿地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居住用地的苯、甲苯、乙苯、氯苯、苯并[a]蒽和苯并[a]芘6种有机污染物的土壤筛选值分别为0.17 mg/kg、955.63 mg/kg、0.71 mg/kg、23.62 mg/kg、2.57 mg/kg和0.32 mg/kg;公园绿地的筛选值则为0.36 mg/kg、2135.54 mg/kg、1.13 mg/kg、24.49 mg/kg、8.97 mg/kg和0.88 mg/kg,公园绿地6种有机污染物的土壤筛选值均高于居住用地的筛选值。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相比较,居住用地的土壤筛选值均小于建设用地标准,而公园绿地土壤筛选值不同的污染物,比较结果也有所差异,反映出暴露途径对于土壤筛选值的结果有较大的影响。

土壤挥发性有机物(VOCs)采样预加甲醇对地块污染风险判定的影响

土壤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采样时预加甲醇会使得方法检出限提高,可能导致含量超标的VOCs未检出,进而影响地块污染风险的判定。首先通过分析得出添加甲醇后方法检出限的提高范围,其次假设土壤中常见的62种VOCs含量等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或风险控制值),比较提高后的检出限和筛选值(或风险控制值)大小,对地块污染风险判定影响划分等级,并提出相应采样建议。结果显示,在第1类建设用地方式下,采样预加甲醇对地块污染风险判定影响较高的污染物有1,2,3-三氯丙烷和1,2-二溴乙烷,影响中等的污染物有氯乙烯、一溴二氯甲烷、氯仿、1,1-二氯丙烯、二溴-3-氯丙烷、1,2-二氯乙烷、溴甲烷、1,1,2-三氯乙烷、苯、三氯乙烯、四氯化碳、1,2-二氯丙烷,其余污染物影响较低。在第2类建设用地方式下,采样预加甲醇对地块污染风险判定影响中等的污染物有氯仿、1,2,3-三氯丙烷、1,2-二溴乙烷和氯乙烯,其余污染物影响均较低。

建设用地土壤甲醛筛选值推导研究

甲醛是纺织、皮革、家具、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等行业的典型污染物,甲醛废水排放不当或泄露可导致土壤被严重污染。我国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尚未给出甲醛毒性参数及筛选值,从业单位在评估过程中采用的毒性参数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推导甲醛筛选值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亟需系统总结甲醛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与主要暴露途径,并确立甲醛理化毒性参数。结果表明,甲醛主导暴露途径为呼吸暴露,对人体主要产生呼吸吸入致癌和经口摄入非致癌毒性效应。基于国内外毒性参数来源的科学依据及时效性,结论表明:甲醛呼吸吸入单位致癌风险(IUR)为1.1×10^(-2) m^(3)·mg^(-1),吸入非致癌参考浓度(RfC)为7×10^(-3) mg·m^(-3),经口摄入参考剂量(RfD_o)为2×10^(-2) mg·kg^(-1)·d^(-1);进一步根据国家导则推荐模型,计算推导第一类用地土壤筛选值为32.7 mg·kg^(-1),第二类用地筛选值为59.5 mg·kg^(-1)。甲醛主导暴露途径为吸入表层和下层土壤室外气态污染物,且致癌效应平均作用时间(AT_(ca))、混合区大区流速(U_(air))、混合区高度(δ_(air))、气态污染物入侵持续时间(τ)等参数对筛选值结果影响较大。

某地块土壤中镍污染现状调查

工业企业搬迁遗留场地变更为居住、商业等用地,其土壤污染物类型、种类繁多,且因地而异。本文对某地块土壤中镍污染现状进行了初步调查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该地块土壤受到镍的污染较大,需进行风险评估和土壤修复后,才能用于居住或商业等建设用地。

有机氯农药污染场地的健康风险评价

以某农药污染场地为评价对象,经2次布点采样,土壤样品分析结果与美国EPA通用土壤筛选基准(SSLs)对比确认该场地土壤主要受到六六六(HCHs)(α-HCH,β-HCH,γ-HCH,δ-HCH)、滴滴涕(DDT)、滴滴伊(DDE)和滴滴滴(DDD)有机氯农药(OCPs)的污染,并且HCHs的残留量为从低于0.01mg/kg到508mg/kg,DDTs残留水平为从低于0.01mg/kg到390mg/kg.HCHs的残留水平要高于DDTs.β-HCH和DDD为优势污染物.该场地地下水样品分析结果表明地下水没有受到OCPs的污染.使用RBCAtool kit 2.5软件进行健康风险的计算,得出95%置信上限浓度对应的人体健康风险值.计算结果表明该场地有机氯农药的单一致癌风险值超过了1×10-6,并且表层污染物累加致癌风险值超过了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