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的发展

文章结合各种文献探讨了17～18世纪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的发展情况,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蒙古社会中的持续发展和整饬,不仅维护了蒙古统治者的自身利益,也有力地抵制了俄国政府的宗教分化政策,捍卫了民族独立,更为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中国奠定了基础。

土尔扈特蒙古与藏传佛教

本文运用汉、蒙文文献资料,全面阐明了我国土尔扈特蒙古族源、历史活动和其藏传佛教信仰情况。

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上层联系述考

文章结合蒙、藏、汉、俄等文献资料,详细考述了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的遣使进藏朝拜活动。认为历代土尔扈特蒙古汗王持续不断的遣使进藏活动,客观上成为了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与中国各地(中国西藏、蒙古以及内地)之间联系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进藏使团活动,除宗教信仰的因素外,更是一种民族亲缘关系的继续,成为后来土尔扈特蒙古选择返回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

新疆喀喇沙尔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蒙古南部落的札萨克卓哩克图汗是著名民族英雄土尔扈特可汗渥巴锡的直系后裔,为清代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王公之一,在清代和民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历来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优待和重视。由于史料的相对匮乏或记载有误,有关札萨克卓哩克图汗的诸多史实迄今仍不为人所知,《光绪朝朱批奏折》等史籍的出版为澄清晚清时期的若干史实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档案。

叙事民歌口述性研究——以新疆土尔扈特蒙古族叙事民歌为例

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口述史料为依托,真实反映事件亲历者真实感情而有别于以往文献史料,有着弥补正史史料不足的优点,因此近来倍受推崇。而叙事民歌也具有口述史料的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口述史料。文章以土尔扈特部西迁、东归过程中所产生的叙事民歌来探讨土尔扈特人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进程。

“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末

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卫拉特四部之一。17世纪30年代,为开拓新的游牧地,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远徙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经历了七世八代的汗王统治,1771年1月在渥巴锡领导下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举族东归,离开了生活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地,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回到被他们称之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场横跨欧亚大陆,震撼中外的历史事件在血与火的搏击中启开序幕。

试析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藏传佛教原因

土尔扈特蒙古东归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其东归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土尔扈特蒙古在其从西迁到东归的140余年的历史中,藏传佛教一直伴随其始终,对土尔扈特蒙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巨大影响,藏传佛教在维护统治与独立,保持内部稳定,抵制沙俄分裂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而藏传佛教对其东归也必然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藏传佛教对土尔扈特东归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是促使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尔扈特蒙古史研究简述

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多民族的成员,是西北厄鲁特蒙古的四部之一。厄鲁特蒙古元时称“斡亦刺惕”,明代称“瓦刺”,在清代称之为“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他们是“不耕五谷,以游牧为业”(1)的民族。约在十六世纪末。

论清代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台吉宰桑服饰

清代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是四个卫拉特部落的重要的一支,也是离开故土一个世纪半的特殊的部落。他们的服饰文化也有着特殊的艺术特征。论文中通过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真实图片资料分析概括出了清代俄国境内的土尔扈特汗王、台吉宰桑服饰的具体名称有长衣、长袍、内衣、乌其、毕西米德、皮袄等以及款式造型以宽大肥硕、多样为美;面料材质以华丽高贵为美;服饰颜色以象征天然为美的艺术特征。

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

明末清初,游牧于西北的卫拉特(亦称厄鲁特)蒙古分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四部。由于草场引发部族纷争,土尔扈特部逐水草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举部东归。对历尽艰辛回归故土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极为关注和重视,抚恤接济,指地安置,并安排土尔扈特部首领前往避暑山庄朝觐和派人赴藏熬茶。围绕土尔扈特部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前后的历史,形成了包括皇帝谕旨、办理地方事务官员奏折及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人进呈文书在内的大量满文、汉文、托忒文档案。熬茶是指佛教信徒在寺院熬茶布施,喇嘛则为之念经祈福,在佛事活动中熬茶是一项重要内容。土尔扈特部信奉藏传佛教,关于土尔扈特部派人赴藏熬茶一事,满文档案中有较多反映。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至道光年间为止,土尔扈特部有规模、有组织的赴藏熬茶活动共有七次,其中顺利入藏熬茶四次,搁浅或半道折回三次。兹编译本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相关史料,供研究参考。

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进藏朝拜活动考述

本文结合蒙、藏、汉、俄等文献资料,详细考述了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的遣使进藏朝拜活动。认为历代土尔扈特蒙古汗王持续不断的遣使进藏活动,客观上成为了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蒙古与中国之间联系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进藏使团的来往,除宗教信仰的因素外,更是一种民族亲缘关系的继续,成为后来土尔扈特蒙古选择返回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朝对土尔扈特和喀尔喀蒙古赈济的比较研究

清朝对土尔扈特和喀尔喀蒙古的赈济政策是成功的,这个措施不仅使他们从生死困境中解脱出来,也达到了安抚上层贵族、使全体民众效忠中央王朝、维护边疆安全的目的。清朝的这一政策,在那个年代发挥的作用远比封爵、和亲、联姻有效,赈济措施起到了维护国家北疆安全的积极作用,直到百年之后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

东归精神永存——土尔扈特蒙古万里东归的启示

本文首先通过分析震撼中外的土尔扈特蒙古万里东归的历史事件,引发出值得思考的重大命题,即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并阐发了对东归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代启示;其次本文进一步指出:强化东归历史的研究与普及是弘扬东归精神的必要之举,在当前新疆历史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中重要战场之一,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记

承德避暑山庄东北的普陀宗乘之庙,建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走进该庙山门,迎面有碑亭一座,亭中有《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三块巨型石碑。乾隆撰写的两篇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在碑身四面,今犹清晰可读。碑文记述了我国土尔扈特蒙古在远离祖国、流落异乡一百四十多年之后。

土尔扈特蒙古史研究简述

土尔扈特蒙古是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十七世纪初叶西移至伏尔加河下游,一七七一年在首领渥巴锡领导下举行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武装起义,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本文就国内外研究土尔扈特历史的概况,作一简单回顾。

新疆和静 土尔扈特蒙古族婚俗

一年前,巴义尔的父母和亲戚带着礼物来到了萨日娜家的蒙古包提亲,请求萨日娜做他们的儿媳.其实,两位年轻人从小就在一块草原上长大,巴义尔一直把萨日娜当成自己的妹妹一样照顾.家乡的开都河九曲十八弯,萨日娜也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巴义尔的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特意找到当地寺庙的喇嘛,算出他们属相相和,长相般配,于是有了顺利的提亲结果.

土爾扈特蒙古風俗及祭祀文化

民族風俗習慣,是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一種反映。我國是一個多民旅的國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風俗習慣。@些風俗習慣,集中的表現在飲食、居住、服飾、行動、娛樂、禮儀、節慶、婚姻、喪葬、信仰等日常生活之中。風俗習慣是一個民族歷代沿襲而成的風尚和習俗,與宗教是不同的。但宗教對一個民族風俗習慣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民族的風俗習慣又同宗教有密切的聯繫。換言之,風俗,可以說是研究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的重要方面,是每一民族、族群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區分民族、族群的主要標誌之一。

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文化认同理性

土尔扈特部通过基于现实利益和生存需求对原有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的文化特质的理性保留,一方面强化了族群认同,将移民族群在异国文化冲突中的边缘感转化为紧密联系的族体凝聚力;另一方面争取了政治资源,通过延续满蒙两族紧密联系的历史传统促进了与清政府的政治互信,保留了与故地蒙古各部的族群联系,并在与中俄两国在外交领域的打开了足够的斡旋空间。

额济纳蒙古王府建筑空间形态探析

额济纳旗蒙古王府是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内附于清朝后,于民国时期建造的王府衙署建筑。据调研,它沿袭清代王府建筑样式基础上结合所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和内地四合院民居院落形式,在汉式王府建筑中融入了草原蒙古和佛教建筑元素。该王府院落的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内向型开放空间、生活空间与信仰合二为一的混合空间模式等诸多空间要素对于地域特色建筑空间设计创作、传统地域建筑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