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族源“源”与“流”之争

吐谷浑与现代土族的族源联系在学术界尚存分歧,主要分歧点有以下几点:古代的吐谷浑人是否是现代土族的主体民族或族源来源之大部?历史上的吐谷浑国立国历经三百五十多年,吐谷浑国是否是以土族先祖为主体的部族国家?唐末,吐谷浑国被吐蕃灭亡之后吐谷浑人分散四处,甘青故地是否仍有吐谷浑人的遗留族群?上述的疑问,成为解决土族族源争论中的关键点。至于土族究竟与吐谷浑人、霍尔人抑或蒙古人是"源"还是"流"的关系?它们是直接的族源承接,还是仅仅就是间接的族体间的融合?上述的诸多疑惑需要学术界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如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尝试进行整合性研究,应该是将来的发展趋势。

土族族源与吐谷浑——读吕建福先生新作《土族史》札记

土族族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分歧。主要有“吐谷浑说”和“蒙古说”两种观点。《土族史》作者在坚持“吐谷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土族就是吐谷浑”的观点。本文对此进行一些评论。

我对土族族源的一些考证

土族的族源现在有三种学说：一吐谷浑说,二蒙古人或以蒙古人为主融合霍尔人等各族说,三阴白鞑靼说和沙陀突厥说。但研究表明：土族的先民们最早驻牧于祖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内外。后来,他们赶着羊群南下阴山,再到贺兰山,最后插帐于祁连山南北,落脚于黄河、湟水、浩门河及隆务河沿岸。这个论点普遍被各方专家学者所接受承认。对于这个命题,作为土族的一员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想彻底解决它。在此,我想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各方查寻,用严谨的历史知识与科学的方法演说及论证。

关于土族族源及民族识别之我见兼评《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一书

关于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我原以为早已解决。但是,最近拜读祁进玉先生的巨著《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副题：《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后（为行文方便简称《重构》）,才知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在祁教授的文化视野中,尚处在重新识别和重新构建的门槛上。在《重构》一书中,祁教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并加否定。在《绪论》中写道：中国也从部族国家进入公民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国家政治整合的进程中纷纷由部族共同体进入民族共同体的行列,那么理应是自然过渡的共同体被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彻底打乱了自然演变的步伐,从而演变为政治过渡,这种过渡究竟省略了中间的什么环节？

祁博士搅局土族源于吐谷浑历史性定论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个多世纪中,我国史学界和域外学者就土族族源的研究和争议从未消停过,其争议虽说众说纷纭,但土族源于吐谷浑说始终占有主流地位,因而被越多的学人和广大土族群众所认同和接受。然而近来被自称“做土族研究舍我其谁”的祁进玉博士出来搅局,将土族源于吐谷浑的历史性定论谬称是“被那些族群内部所谓的精英们不断利用来为自己谋利”和争夺“话语霸权”的产物而全盘否定。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关于土族族源争论引发的思考

世上绝对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其不同的个性特点，正可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管我们在什么场合，在干什么、做什么，都应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胸襟，允许别人的与众不同。

别拿土族的族源“说事儿”——读《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土族族源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认识方面也逐渐趋于一致,达成一些共识。逮至2002年土族学者吕建福教授的《土族史》问世,在土族族源的认定方面便似尘埃落定。这主要是缘于《土族史》重视和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凭借坚实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基础,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追溯考证,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使得《土族史》具有了学术上的权威性。土族源于吐谷浑的结论,不仅为青海土族研究会所采纳,也为广大土族群众所接受。实践证明,土族族源的认定,对挖掘土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凝聚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土族学者祁进玉先生近期出版《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一书,重新拾起土族族源认定的话题。作为学术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研究和探讨,只要探讨的价值取向正确、探讨的方法得当,自然是应该鼓励的,也会有一定的收获。祁进玉先生的专著出版之后,引起学界的一些反响,本刊特刊载桑吉仁谦、程起骏、任玉贵等的文章,自然是学术上的一种回应。本刊无意由此再引起一轮土族族源的争论,只是倡导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学术氛围,以期呵护学术领域应有的体面和尊严。

土族文学发展研究新成果——简评马光星《土族文学史》

文章从三个方面简略地评述了《土族文学史》一书 ,认为这部开山之作以史实为根据确认土族族源 ;内容丰富 ,史料翔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