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前期康区“土流并置”的成效

辛亥革命后,康区土司大部复辟,因土司扎根于川边地方社会,部分土司后裔在当地继续被委以职务。民国前期"土流并置"通过委以土司职权,缓和了土流关系,土司帮助政府征收赋税和催派乌拉,加强了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职能。但是,康区百姓给政府和土司均需缴纳粮税和徭役,这无疑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1918年绒坝岔和议签订后,川边失地过多,康北土司基本听从政府,而康南数县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土流并置"的整体成效不显著。本文试通过对民国前期康区"土流并置"的梳理和分析,以加强对民国康区土司和流官共同治理状况、成效的认识,为当今治边治藏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近代边疆地区的城市变迁与国家建设——以西双版纳景洪为例

外在形制不突出的景洪作为西双版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当地贵族与平民二分的社会结构、居住格局和婚姻形式,以及土地公有,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相互契合。民国时期西双版纳土流并置的政治格局催生了景洪新旧两城并存的城市建设样态。政治体系改革的不彻底直接影响了国家建设的效果,进而导致景洪新旧两城转型与建设双输的格局。清末至民国景洪城形制与转型的历程,不仅为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思路,也为理解政治体系转型背景下国家建设与城市发展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