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黔西北土目阶层与区域社会——以原“乌撒”土目为中心

文章以原“乌撒”土目为中心,讨论近代时期黔西北土目阶层对区域社会的深刻影响。首先,指出了改土归流后的黔西北土目阶层的构成、名号与职能;其次,从政治、经济、武装力量方面梳理了近代黔西北土目阶层的发展壮大情况,讨论了土目阶层之间、土目阶层与地方政府、土目阶层与佃民群众的多元互动;再次,考察了黔西北社会失序下土目阶层和普通少数民族的能动性;最后,介绍了黔西北土目阶层与近代滇黔政治博弈事件的联系。总之,黔西北土目阶层和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展示了近代以来我国西南地区社会形态的某些面向。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来源——土目研究系列之一

"土司无等可降"并非是土目的唯一来源,土目主要来源至少有七个,其形成既处于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游离状态又多因多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司区各个层面各种势力消长,即使在土司降授为土目的过程中,朝廷对降授的地域空间均具有极大选择性。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

本文对明清时期反映颇多的土目生存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之后认为,家族村社之间械斗、土司武力扫荡和土民不满造成土目天生具有极强防范心理以及叛逆行为的表象,土司夫人与土目的性政治关系、土司之女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的政治婚姻、土舍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军政联络只是寻求政治归属一种必然反映,此种归属决定土舍集团并非为土司婚姻群体的唯一来源。政治利益驱使土目在对土司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同时对土民采取压服的态度,土司区的封闭、淡漠科举制度致使土目难有仕进之机,所以废立土司、夺土司之印甚至取土司之位而代之就成了土目一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职能及其转变

清土目职能由明代带兵、朝贡职能向清代"提唤"职能转换,不仅表明土目活跃于地方社会并参与地方事务,而且能够说它借助家族村社控制土司社会了。明朝时,土司区尚未完全形成朝廷、土司、家族村社三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在明洪武年间处于发育期,基本以朝廷、土司的二级互动形式进行运动,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才形成蔚为大观的规模,并迅速转化为朝廷与家族村社之间二级互动模式。

雍正朝对广西思明土府土目的治理

以雍正朝广西思明土府土目的治理为个案,对该历史事件的背景、策略、特点做出讨论,说明清廷治理土目的思想及举措,以求加深我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

简析彝族土司统治区的土目组织——以乌撒彝区为例

彝族社会的土目是元代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汉语土语名称,然其原生形态,可上推至彝族君长制度形成之时。彝族乌撒地方政权,由君长到土司,雄踞乌蒙山区一千多年,统治地望跨越今云贵两省边区,一直延续到土司制度的终结。其政权的统治基础是土目组织与分治。对乌撒政权所辖范围土目的形成和历史演变进行探索,可揭示出君长或土司政权基础的土目兴衰过程的一般规律。

论雍正朝对广西土目的治理

土目作为土司任命的佐治之官,是土司制度的重要部分。凡有土司制度施行的地方,均存在程度不同的土目问题,广西土目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对于广西土目问题的研究,尚缺少专论。本文就雍正朝广西土目问题及清廷的治理之策做出讨论。

从“目田”的性质看桂西地区土官与土目的关系

清代桂西土司地区的目田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目田是指作为某一土目职务薪酬的田产,从土官的官田中分给。第二种目田是指目家之田,与土官的官田无关。目家之田可以免除赋税和差徭,只有少数强大的土目家族才有资格享有这种特权。这些土目和土官实质上是同盟关系。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拣选提升

本文锁定我国土司区权威建构过程。进行多方位追踪，认为土目完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提升为土司，甚至成为高品级土司。不同类型的土目提升为土司的力度不同，土目提升为土司的职衔涉及面相当宽泛，拣选为土司的标准趋向统一。这基本反映了明清时期乃至宋元时期土司家族政治的实际，对于厘清土目之成为土司的最高临界点以及最低临界点，把握我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大走势，均具有指导意义。

生存政治与边区历史——明代以降盏西土目孟氏研究

明朝国家在向西南边疆拓展的过程中,许多土著头目开始了他们的身份变化,盏西土目便是其中一员。盏西土目在明代以“军功”崛起,成为明廷分封下南甸宣抚司的地方头目。明清易代,通过成为清廷边防关隘的把总,其成功依附清廷,逐渐摆脱南甸土司的管控并与之对抗。清代中期盏西土目正式隶属于腾越州管辖后,除展开与南甸土司的争夺战外,进一步实践着对汉人文化的“依附”。后来,其“背叛”清廷,选择联合地方固有势力集团在战乱中以求生存。清末,盏西土目主导的地方叛乱不断发生,使得其丧失了清廷所看重的维持地方秩序的能力,中英划界中清廷不惜牺牲土司、土目的领地以求暂时平稳的举措亦使得其走上反清的道路。盏西土目家族的生存实录所反映的,不仅是土目与土司、国家之间的博弈,更是滇西南地方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个侧面。

容美土司土舍阶层研究

土舍阶层是土司社会的权贵阶层。容美土舍阶层由办事舍人、土官舍人、护印舍人、把事舍人、普通舍人五种类型构成。容美土司的土舍不仅来源于王朝钦定大姓,也来源于因婚姻缔结、功绩晋升的异姓。土舍阶层是容美土司社会治理、对外交往和文化学习的先导和承载者,也是推动土司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古代彝族布慕刍议

威宁龙街区位于县境的西北部,地势高峻,号称云贵高原的屋脊,居住着彝、汉、回、苗等民族,而以彝族在该地居住的历史最为悠久。明《寰宇通志》卷六十一《乌撒军民府·建置沿革》条说:“本乌蛮巴的甸地,以蛮酋祖名乌撒,故号乌撒部”。龙街区即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所称原乌撒土府辖下二十四部的赤兔乌部,当地彝族称为泚处土目的境地。

清代国家力量在牧区社会的进入——以乾隆年间处理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为例

清代前期,由于果洛地方"夹坝"横行,不利于青海牧区社会的稳定,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对果洛地方"夹坝"案件的治理,逐渐完成了国家力量在果洛牧区社会的进入,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对牧区社会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官府驻军、设立台站、分封土目成为清政府管理果洛牧区社会"夹坝"案件的主要形式,由此形成了"官土共治"的局面,密切了牧区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关系。

论水西彝部族的抗吴战争

十七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刚刚取得对中国大陆的统一,在西南地区就发生了水西彝部族与吴三桂势力之间的战争。为了对这次战争进行探讨,特撰本文;就教于史学界前辈和同志们。

从土司地区的经济结构看土司制度的建立

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政治制度,是元、明、清三朝对于农奴制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政治制度的建立,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结构怎样?这种结构又怎样影响上层建筑?弄清这些问题。

哈尼族父系血亲家族探析

哈尼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山居农耕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山区。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共有125万人口。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复杂原因,在其社会结构中仍明显地保留着若干原始父系血亲家族制度的残余形态。近几个世纪以来,哈尼族社会随着生产的逐渐发展和汉文化的不断影响,父系血亲家族结构中的私有成份比重不断加大。

论苗族历史发展的特点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数千年中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及其某些特有的历史遭遇和生活环境,使苗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同时也就决定了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基本特点。对此,我在《苗族史》的《绪论》中曾概括为五个方面。本文拟就中二点进一步作些论述。

略论清代至民国时期户籍管理与民族人口——以川西松潘为例

历史时期非汉民族人口问题,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人口史研究中的一大难点。不仅留存的人口数据较为稀少,而且,其相关记载与数据的准确性又备受质疑。造成这种局面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首先,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权既没有高度重视当代学术界所谓的"民族"问题,也没有开展全面而严格的民族识别工作。

陶新春传

农奴生活陶新春,原名陶正春,一名陶虎,苗族,于公元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生于贵州省威宁州(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骨董山(今属赫章县)。陶新春家世代都是以机土目的农奴。陶新春的父亲去世很早,母亲王氏改嫁到巴拉寨熊家,又生了个弟弟,名叫熊草果,后来改名熊万顺。熊家也是土目的农奴,陶新春和弟弟陶三春随母到熊家,继续过着悲惨的农奴生活。陶新春的父亲是被土目折磨死的,他自己也因为不能按期缴出虎皮、狐皮等物。

猪拱箐苗族起义史料辑录

太平军于1853年3月19日攻占南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贵州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响应,一时风起云涌。威宁州赫章汛苗族陶新春、陶三春弟兄于1855年3月发动起义,邻近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共同构筑猪拱箐作为起义根据地。这次起义从一开始就沉重地打击了黔、滇、川三省边区各州县的封建统治阶级,扩大了全国人民革命势力的发展。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于1861年石达开部队经过贵州时,直接得到太平军的支援和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