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交新思维及其影响

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政府以包容的、超越对抗的新思维指导外交政策,并调整自身战略定位,推行"东西并重"的强国战略,积极开展睦邻外交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在既有的土美战略关系的基础上,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土耳其外交政策新思维顺应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土耳其实现经济利益多元化,体现了正义发展党维持执政地位的考虑,同时也是土耳其领导人对自身多元文化认识和思考的结果。土耳其外交的新思维,对地区国家的发展方向、地区局势的稳定及地区力量平衡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囿于土耳其自身实力,其影响和政策效果有限。

新奥斯曼主义影响下的土耳其外交

兴起于冷战后的新奥斯曼主义思潮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它是土耳其经济实力增强、国内伊斯兰力量发展、冷战后国际政治变化、入盟之路坎坷等国内和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该思潮的影响下,土耳其外交的积极性、多样性和自主性有所增强。

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演变及前景

21世纪以来,充当区域大国的理想抱负深刻影响着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以2013年为界,在此之前,土耳其地区政策奉行"零问题"睦邻外交,但之后土耳其开始积极干涉地区国家事务,其地区外交政策向"积极进取"的外交模式转变,颠覆了其固有的中东模范国家形象。这一重大变化固然与土耳其长期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但更受中东动荡局势的催化和影响。应该看到,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跳跃式变化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不稳定性和反复性将成为土耳其外交的长期态势。

土耳其外交策略新特点及对我“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土耳其深度介入以叙利亚问题为核心的新一轮中东地缘战略博弈。随着叙利亚问题的演进,冒进的外交策略让土耳其疲于应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库尔德、难民、反恐等一系列国内外问题接踵而至,叠加共振。与此同时,近两年土耳其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急剧恶化。基于此,在"后叙利亚危机"时代,土耳其开始大幅调整外交策略,并表现出"向东看"的趋势。土耳其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表现出对中国与亚太的浓厚兴趣。历史上,中土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目前,两国又同为新兴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中亚、欧洲的经贸联系更加密切,也使土耳其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其地缘战略优势,而中土合作也表现出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安全层面延伸的趋势。

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探析

在宗教、文化、民主、人权和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土耳其一直未能顺利加入欧盟。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土耳其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和大力改革外交机构,以求逐步接轨欧盟外交政策。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倾向愈发明显。然而,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因素却不局限于"欧洲化",还需要有效协调诸多国际因素和考量多重利益。因此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的前景,最终取决于它未来能否顺利加入欧盟。

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

以2002年、2011年和2015年为界,土耳其外交上演了拾阶而上式转型,力度很大,影响深远。当下的土耳其将中东视为战略资产而非负担,加速了外交向中东回归的步伐。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尤其是土美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进入质变期,即由先前土耳其对美国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外交,土美关系由此遭遇的挫折短期内难以修复。国内军政关系和阶级基础的变化、经济境况的改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益的直接冲撞,以及中东变局引致的持续地区动荡,共同促成了土耳其的外交转型。当下,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机遇与风险同在。土耳其国内政局的两极分化及土耳其传统外交的惯性,决定了其转型的有限性和长期性。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和不断反复的过程,而2017~2018年则成为土耳其外交转型史上的关键性时间段。

“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

当前土耳其研究出现了强调奥斯曼帝国历史文化因素的“帝国转向”。针对2016年后土耳其在周边地区“四面出击”的外交新态势,本文尝试从国内社会思潮演变、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两方面予以分析。在奥斯曼帝国遗产复兴、国内外环境出现极大不确定性、保守派政治势力趁机引导的背景下,土耳其国内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旧意愿不断增强,并最终产生“帝国怀旧”情绪,促使土耳其外交重心逐渐转向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域范围(包括中东、北非、高加索等地区)。与此同时,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府实施“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在“帝国怀旧”和地缘政治机会的共同驱使下,土耳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试图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重塑其大国影响力。“帝国怀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或将进一步加剧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既有困境。

偏离“欧洲化”:身份管理策略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

自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渐行渐远,呈现出偏离“欧洲化”的趋势。通过借鉴社会认同理论中有关身份地位管理策略的相关研究,或可对土耳其偏离“欧洲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做出新的解释。本文以群体边界的可渗透性、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身份改造的态度作为自变量,重构了一个有关弱势身份群体面对强势身份群体的身份管理策略分析框架,并借此对冷战以来土耳其对欧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解释。土耳其在面对欧盟时,其身份管理策略经历了身份融入、身份护持、身份创造和身份竞争四个阶段。未来,在西方国家持续对土耳其施加新制裁,以及国内政治改革不断被西方国家否定的背景下,土耳其在面对欧盟时将进一步强化身份竞争策略,其国家身份中的“泛突厥”和伊斯兰属性将会有更多的体现。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日趋活跃,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采取别具特色的政策和立场。无论是其全力推动入盟进程的努力,还是"零问题"外交主张、多元化务实外交的做法等,都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罗斯诺的层次分析法,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视角切入,在个体、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对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背景和成因进行分析。

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

土耳其作为位于中东和欧盟两个安全复合体之间的隔离国,长期以来具有传统隔离行为体的脆弱性、边缘性和消极性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向"非传统"隔离国转变。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在"战略纵深主义"指导下表现出异常积极的"非传统"特质。该主义以土耳其"无与伦比"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纵深"为逻辑起点,给土耳其设定了"全球行为体"的超前目标,选择发挥"中心国家"优势,积极介入多地区并发挥领导作用作为其实现路径,意图突破隔离国的身份。但隔离行为体性质对土耳其外交的制约依然明显,且与战略纵深主义间存在巨大张力。"阿拉伯之春"爆发刺激土耳其冒险采取武力作为重要外交手段,最终导致这种张力无法调和,外交陷入孤立。后达武特奥卢时期,埃尔多安仍奉行战略纵深主义,而土耳其外交战略调整必须建立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

试析土耳其的反美主义

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行为.在土耳其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和表现形式。一战后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以民间交往为主.到冷战时期双方建立了同盟关系。但由于两者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土耳其国内产生了反美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反美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爆发,反美主义的内容泛化.并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土耳其的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美国地区战略与土耳其区域外交诉求的矛盾,以及美国文化与土耳其本土文化的冲突。土耳其反美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土耳其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和实践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反抗。从其特点看.土耳其反美主义的驱动力是捍卫国家利益,其精神内核是民族主义。当前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恶化了美土关系.增添了中东局势的变数。

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与冷战后两个主要阶段。两国关系的发展主要具有以下五个特点:(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在政治上相互理解、相互尊重;(2)建交以来两国高层交往不断加深;(3)两国经贸合作突飞猛进,给两国人民带来许多实惠;(4)两国在联合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积极探索合作途径;(5)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不断扩大。从两国关系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只有中国和土耳其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与核心关切,中土才能建立面向欧亚大陆和面向新时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评析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19世纪后期的宪政运动揭开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序幕,其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对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积极推进现代化转型,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和驱动力,通过社会制度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思想观念;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多元外交为保障,为现代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与多元外交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军用无人机出口在土耳其进取性外交中的角色与作用

阿拉伯剧变后,土耳其外交中的进取性导向日趋明显。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有意将无人机出口作为外交工具,服务于进取性外交政策。凭借国际市场不断增长的无人机需求,土耳其得以利用无人机出口强化军事政治关系、交换所需利益、间接干预地区冲突、改善双边关系,对内巩固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国内基础,对外塑造了对土耳其有利的地区地缘格局,且拓展了土耳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整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无人机本质上属于军事武器,土耳其以对外军售的形式来拓展自身影响,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主要体现为:军用无人机出口凸显了土耳其外交理念的内在矛盾,弱化了其人道主义叙事效果;招致土耳其地缘竞争对手的反制,增加其地区竞争压力;加剧了全球无人机扩散,损害了土耳其试图建立的“负责任”国际形象。

土耳其因应叙利亚危机的基本政策评析

本文分析了围绕着叙利亚危机的国际政治中的土耳其因素。文章回顾了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外交路线的显著调整,以及由此展现的土耳其新的外交战略和抱负,分析了土耳其针对叙利亚危机采取的政策及其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限制,探讨了土耳其政策背后所隐藏的主要政治、战略与安全动机,并对土耳其与叙利亚危机的总体联系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伊拉克战争对土耳其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使这个不平静的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作为中东地区惟一加入北约的世俗化穆斯林国家土耳其,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世人的关注。伊拉克战争对土耳其的经济带来冲击,也带来利益;在外交方面,美土关系出现裂痕,土欧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土耳其与伊朗、阿拉伯等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

土耳其的外交平衡术

近年来,土耳其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表现活跃,调解俄乌冲突、北约扩员等事件里都少不了土耳其的身影。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却与俄罗斯深入开展政经合作;作为以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又同时与以色列、伊朗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保持密切关系,这让人深感土耳其的外交平衡之道。土耳其何以在外交中做到平衡?随着埃尔多安连任总统,土耳其外交政策又将如何发展?

美俄博弈下的叙利亚问题及其前景

在叙利亚问题的演进中,美国与俄罗斯的博弈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左右了叙利亚局势。美俄的博弈大致围绕叙利亚政权的存续、反恐战争和叙利亚重建三个阶段。俄罗斯的强势介入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的图谋最终破产。美国撤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的力量平衡,叙利亚问题也呈现新的特征。叙利亚政府开始与库尔德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随着土耳其的军事介入,冲突的焦点转向叙利亚北部地区,叙利亚重建进程逐渐启动。美国和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的动因并不相同。对美国而言,叙利亚问题更多是中东的地区性问题,旨在通过叙利亚问题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打击反美国家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问题是俄罗斯提升国际地位和撬动当前国际秩序的重要支点,也是重新定义国际规范、重塑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契机。这也导致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游移不定。在“俄进美退”背景下,叙利亚安全局势基本可控,其政治解决也出现了积极信号。但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叙利亚问题恐将长期化。

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析论

土耳其系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枢轴国家”,长期发挥跨地域战略作用。埃尔多安自掌控正发党政权以来,陆续推出“2023战略愿景”和“2053战略愿景”,其目标是使土耳其最终跃升为一支世界性力量。为此,土耳其采用突出重点、带动全方位进取性地缘政治的外交策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综合施策,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取得诸多成效:在黑海和外高加索确立强势存在,掌握了土耳其在该地区天然气开发、输气通道、军事冲突调停等方面的主动权;依托北非、东非“桥头堡”,将影响力渗透至非洲全域;与卡塔尔、巴基斯坦“组团”介入阿富汗变局,延续了在阿富汗的长期影响力;提振了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的领袖地位;努力在伊斯兰世界发挥引领力;谋取北约内“特殊地位”,拓展了特立独行的外交空间。土耳其近年来的地缘政治进取虽收到明显成效,但也面临着来自美国、欧洲大国、阿拉伯国家的阻力,俄罗斯、伊朗亦对土耳其地缘政治进取怀有戒心,均需土耳其加以重视与应对。

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

自2002年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上台后,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最新表达和体现就是带有强烈地区乃至全球取向的"达乌特奥卢主义"。"达乌特奥卢主义"强调土耳其地缘战略的优势及其历史文化的关联性,主张扭转过去一味倚重西方的"一边倒"外交,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的友好关系,注重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图充当地区冲突的调解人,并突出"软实力"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