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世主义与帝国传统走向民族主义——齐亚·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下)

奥斯曼帝国晚期意识形态混乱困扰着处于孕育发展状态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构成了齐亚.格卡尔普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格卡尔普对较有影响的各种政治思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重点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帝国传统与宗教普世主义,倡导并支持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其最高理想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民族化,摆脱外国侵略,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土耳其的伟大民族复兴,并最终实现土耳其现代化。

土耳其早期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及特点

19世纪以来，由于外部战争的失利和内部经济发展的困窘，奥斯曼帝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统治危机，帝国内非土耳其民族不断掀起反抗和分离运动。为了阻止帝国的崩溃，在西欧民族主义思想运动的影响下，奥斯曼的统治精英们相继提出了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作为巩固帝国团结的国策，然而三种方案的实施未能挽帝国于既倒，反而在此基础上促进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勃兴，并在一战后的土耳其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

恋父与弑父:《我的名字叫红》的另一种解读

《我的名字叫红》再现了"弑父"这一历史的原初场景。年轻画家杀害或企图杀害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是因为后者垄断了权力和生理快乐,并强令儿子们遵守现实原则。因此,弑父是新势力为达到权力和力比多的重新分配所采取的手段。跳出文本,艺术领域的新旧之争反映了具有双重民族身份的土耳其对西方父亲的爱恨情仇,土耳其及帕幕克像俄狄浦斯那样,走在一条艰难的寻父之路上,同时竭力摆脱来自父亲的压抑。

土耳其国父形象的缔造：以凯末尔的《大演讲》为中心

1927年10月15日至20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在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六日演讲,即《大演讲》,对民族抵抗运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土耳其民族"的诞生都给予了系统的阐述。基于此,《大演讲》奠定了凯末尔的国父地位,成为凯末尔主义得以确立的起点,为凯末尔主义者推行西方化文明工程和启蒙工程提供了依据,日后更是变为土耳其官方历史叙事的标准,沦为各种派系和思潮进行辩争、加以利用、进而挑战的焦点所在。

康有为的“中土比较”与戊戌的世界图景

作为一个刚刚纪念过建校120周年的北大人,纪念戊戌变法120周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北大本身就是戊戌变法遗留至今的极少数成果之一,没有戊戌变法,就没有北大。但应该如何纪念呢?对历史事件的纪念方式,集中反映出纪念者在当下历史处境中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