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大殿壁画病害及预防性保护研究

内蒙古藏传佛教壁画是内蒙古地域建筑遗产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对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壁画现状调查发现:现有病害主要是色彩层开裂、剥落等,地仗层开裂、空鼓,底层结构开裂和局部塌陷,造成以上病害的主要原因是土默特地区自然气候、地理灾害、人为因素以及藏传佛教殿堂建筑本身等。文章结合已有针对病害保护的文献提出具体针对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壁画不同病害的预防性保护办法:及时清理壁画表面的污渍、加固回贴起甲空鼓的壁画、安装室内外温湿度监测设备、广泛宣传对建筑遗产的保护重要性等,为日后内蒙古藏传佛教壁画预防性保护提出参考。

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预防性保护研究——以乌素图召庆缘寺为例

土默特地区的藏传佛教殿堂建筑是内蒙古建筑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今此类建筑却面临着严重损毁的危机。该文以土默特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乌素图召庆缘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其病害成因,旨在构建庆缘寺的预防性保护策略。研究表明,乌素图召庆缘寺主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阳光暴晒、风沙侵蚀、冻融循环、雨水渗漏以及人为破坏,导致了结构的歪闪、拔榫、错位,以及构件的开裂、风化、崩解和酥碱等严重病害。为了应对这些病害,可采取修补加固、打牮拨正、环氧树脂填充、局部构件替换及设防鸟网等修复方法。结合以上研究,该文提出了庆缘寺病害具体修复方法以及包含庆缘寺的日常监测和维护的预防性保护策略。这些策略将有助于保护庆缘寺这一重要的建筑遗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土默特地区中共党史人物群体的形成及其原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土默特地区集中涌现出一批中共党史人物,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担负起领导和组织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在内蒙古的解放事业中贡献了生命和力量。这一群体的形成与土默特地区便利的地缘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启蒙和培养、相对发达的文化教育以及土默特优良的革命历史传统是分不开的。

生态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村落价值评价体系建构——以内蒙古土默特地区为例

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落后区和生态脆弱保护区,多数村落因未深入挖掘其独特价值而无缘列入传统村落名录,少量被列入的村落又较为分散,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带头示范作用,面临着传统建筑与村落风貌被破坏及生态资源恶化的窘境,该地区村落的乡土文化传承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共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梳理和借鉴现有村落评价体系,以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地区为研究区域,构建村落生态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模型,运用SPSS24.0分析工具,细化综合评价指标因子,提出一种地域性特色村落生态价值综合评价体系。选取研究区域内具有典型特征的特色村落带入验证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为土默特地区及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村落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土默特地区文创设计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在持续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形成的共识,这凝聚了各民族的高度共识性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晶。随着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生产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孕育出了其独特的文化,有其最先开始的蒙古族文化,加之走西口时期进入的山西文化,再到近代以来全国各地支援边疆建设的各地文化,对其进行吸收融合后形成。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开发蒙古族土默特地区文创设计的意义与内涵,探析“融合”视域下蒙古族文创设计研究,并简述内蒙古民族传统中的典型文化元素应用,研究文创设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兼论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区文化建设中的贡献

清代长城内外的统一与和睦 ,为广大山西平民走出“西口”,参与塞外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在归化土默特地区的汉族居民中 ,山西移民所占比例最高 ,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来到这一地区 ,为当地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使这一地区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特征 ,在风俗、戏剧、语言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从文化地理的角度上看 ,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可谓山西文化区向北延伸 ,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亚区。

移民与民俗散论——以明清以来土默特地区为例

明清以来,大量的农业移民在短时间内大量迁徙至土默特地区,使该地区生产方式、民族结构和文化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农业经济方式的开始与扩大,使原有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物质民俗发生改变;以汉民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人口的大量移入,使该地区民族结构以及以血缘为纽带人身隶属为主要关系的部族社会民俗发生变化,移民文化观念的植入(前期主要是汉民族,后期包括满族、回族等),使原有的精神民俗渐渐发生着变化。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常设性慈善机构发展原因探析

清乾隆元年(1736年)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开始出现常设性慈善机构。这些机构之所以得以发展,究其原因,一是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北疆而大力提倡该地发展慈善机构;二是官吏注重自身垂范的同时,抓住地区特点,制定执行了“发商生息”的经营管理方式,这是该地区慈善机构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三是经济模式的转变为该地慈善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外国教会的渗透在客观上也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代封禁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廷为更好地控制蒙古族并维护其在北部边疆的统治,对包括归化城土默特在内的蒙古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其中包括文化封禁,但这一政策却存在着内在矛盾:首先,清廷对蒙古封禁政策与其在全国倡导的“尊孔读经、礼义教化”相矛盾;其次,清廷对蒙地文化封禁政策与其在全国推行科举取士制度、大力兴办地方教育存在矛盾;最后,清廷对蒙地人口封禁政策与其弛禁政策相矛盾。上述内在矛盾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发展契机。

乾隆初年土默特地区寺院香火地亩册探析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所藏清代寺院香火地亩册表明,当时土默特地区寺院拥有近万顷耕地及少量牧场。这些耕地主要以自种、租种、伴种等三种方式经营,另有少数典种地亩;各寺耕地多少不一,土地质量等级偏低,多为中、下等地;牧场已所剩无几,与阿拉特共用。喇嘛及黑徒人数众多,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由牧转农过程中的蒙汉互助与互惠

清初,归化城(呼和浩特老城)土默特地区被划定为朝廷的“官粮地”,推动了该地区土地性质的转变。同时,清廷给土默特蒙古族人分配“户口地”即份地,作为他们承担兵役、官差的报酬。由于这种兵役、官差负担沉重,土默特蒙古族人传统的牧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不得不将份地出典给进入该地区的汉族农民耕种,由此,该地区逐渐进入由牧转农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蒙汉人民开始广泛接触并以土地开发为基点结成了密切的社会经济合作关系,他们彼此协作、互相学习、互惠互利,改进了农牧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共享了发展的实惠。蒙汉民众通过相互嵌入式的生产发展模式,使得土默特蒙古族人逐渐适应了农业社会,同时也使得来自内地的汉族农民能够在此安居乐业。在此基础上,原有的民族界限弱化,产生了基于地缘关系的地域共同体,土默特地区成为民族和睦杂居的典范。

论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政策

清初 ,清廷严禁内地汉民到蒙古地区开垦定居。自嘉庆以后 ,由于社会危机的加剧 ,采取了时禁、时弛的政策。大量史实说明 ,清政府以保护牧场为名的禁垦政策 ,只不过是为了禁止对他们无利可图的私垦 ,以保障其对升科地的经常剥削罢了。随着国运日趋衰败 ,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土地的封禁政策破产 。

乾隆时期土默特地区养济院探析

土默特地区的养济院,扮演着扶困济贫、淳化风俗的社会作用。它加强了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治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对土默特地区养济院的规范管理、救助名额、物资与经费收支研究发现,养济院的建立,为地区稳定、治理流民问题和推动满蒙之间的融合以及近代漠南漠北地区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晚清时期长城边村社会秩序构建中的会社——以土默特地区为例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大量的汉族人(民人)越过长城,在长城外侧聚居,这些人也被称为移民,晚清时期移民业已形成了很多边村社会,从"边"到"村"的过程,是农业逐步取代牧业的过程,也是"边村社会"的形成过程。由于民人的进入而引起的原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在基层组织方面体现尤为明显,故试图从基层组织会社入手,探讨长城以北移民社会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服饰变化述论

明代土默特地区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促使该地区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受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土默特蒙古人的服饰民俗发生相应变迁。从服饰材料到服饰风格、式样都与元代蒙古人服饰有所不同。

明代土默特地区移民原因初探

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以来,山西、河北等地汉族移民纷纷北上,形成一股移民潮。这些汉民进入土默特地区后,与土默特蒙古人民共同开发了当地经济。促成当时这一股移民潮的原因有自然灾害、叛卒逃亡以及北元蒙古贵族的南下掠夺等。

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分布及选址模式研究

本文在对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营建历史及发展脉络加以梳理的基础上,就该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地区分布特征、选址特点做了初步探讨,并与青藏地区同类寺院做对比研究,对整个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及景观的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清前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状况——基于清前期蒙垦政策的考察

清前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比较宽松的蒙垦政策,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官垦,其地权关系也开始产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所有权为国有化的前提下,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进行官垦,导致该地区的土地使用权产生分化。在官地内,国有化的所有权对其使用权起支配作用,使得所有权分属于代表国家利益的不同集团。就公地使用权而言,最初只归蒙丁所有,但是窘迫的生活处境加之宽放的蒙垦政策,蒙丁开始把户口地的使用权转租给汉人。这种被"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是国家默认状态下的蒙丁对户口地的次级所有权,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开始在蒙古地区出现。

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纠纷调处机制的演变

乾隆朝是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由牧转农的重要时期,随着各类土地在该地区的划拨,大量从内地而来的汉族农民进入该地区从事农业生产,蒙汉民众自发地建立了土地租佃关系,土地纠纷相伴产生。清政府设置了乡保—厅府二层机制来化解日益增多的蒙汉土地纠纷,然而效果有限,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一定的压力。随着蒙汉杂居社会的逐渐形成,土地纠纷的解决方式呈现蒙汉民间人士依据习惯法及情理积极参与调处的情形,官方亦对民间调处及习惯法的缺陷给予补台,最终形成了官民互动互补的调处机制。乾隆朝的土地纠纷调处机制逐渐顺应了土默特地区的社会发展趋势,成为蒙汉民众维护和睦关系并达成利益双赢的稳定社会的机制。

20世纪中叶土默特地区寺院经济初探

20世纪中叶,土默特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普遍陷入困境。各寺院耕地和牧场开垦殆尽,多数寺庙拥有数量不等的房产。经济来源单一,主要靠出租房产、地产所得收入维持生计,来自政府的和民间的布施收入越来越少。寺院佛殿僧舍破败,无力维修。世俗社会的侵夺和僧侣集团内部的盗卖,使寺院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