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无名”与“作者曰圣”——《文心雕龙·宗经》圣人崇拜思想再探

《宗经》作为《文心雕龙》继《原道》《征圣》后的第三章,其承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的释文征圣思想,对“学圣人以为文”这一主旨进行展开论述。其呈现了其在《文心雕龙》创作过程中圣人崇拜的潜在思想逻辑。观察《宗经》所代表的圣人崇拜观念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展现情况,可自《原道》中“文”“道”之义见其呈现出儒家圣人崇拜思想之内部融合可能。而对于彼此攻讦的儒道圣人崇拜思想冲突,刘勰在《原道》中尝试借《易》神理设教之法而将二者融汇,其过程可见彦和对于道、易、儒三家圣人思想演变的独特理解。

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

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军事权力的君王和大臣(如武王、周公),也包括那种以其思想学说救世的布衣之士。出现这种将"圣人"范围扩大到民间无身份人士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绕开了那些垄断宗教资源的天子、诸侯、宗子们,而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方向寻求突破,来实现他们"救世"的宏伟目标。始于春秋末期的"圣人崇拜"思潮正是中国经学孕育的温床。

论圣人崇拜——关于中国哲学精神之探索

圣人崇拜是中国哲学精神之一,它千古如斯长存于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为历史上不同的哲学流派所公认。它在历史长河中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所赞同,且不只是滞留在哲学家的经典性话语中,而且在下层民众上有着广泛的传播。文章以上述条件,结合语义学的演变、国人定势化的文化心态、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帝王的倡导、社会精英的自觉认同与与民众心灵深处的体认等方面,认为圣人崇拜具有普遍性意义上的传承性,从先秦至今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和影响。

论儒家的圣人崇拜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冲突关系

儒家政治哲学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以外王为依托,外王以内圣为基础。圣人崇拜的内质是对专制王权的限制,以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带有某种批判精神。然而在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中,由于圣王合一,所谓的“批判儒学”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批判作为,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社会的批判精神。因此,对圣人崇拜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冲突关系进行学理性分析,可透析儒家政治哲学的真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圣人崇拜与中国政治哲学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 圣人崇拜有助于社会教化。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模式和儒家政治伦理话语中, 圣人崇拜却又很容易演化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实践。原因是: 一, 儒家的内圣之学缺乏外王事功的道德根据;二, 儒家强调“内圣外王”, 由圣而王, 圣者为王, 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又很容易转化为由王而圣, 王者为圣; 三, 圣人崇拜不可避免地使批判儒学转化为帝皇儒学, 从而使儒学成为帝皇专制之护符。

话说圣人崇拜

话说圣人崇拜朱义禄＂圣＂为儒家无上之称。因着儒家成为中华文化主流的缘故，圣人崇拜也就成了千古相承的传统。除政治、伦理与人生哲学方面的理想目标外，它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至今不衰。如聂卫平屡克日本超一流棋手，报刊皆以棋圣冠之。举国上下，迄今未见有...

中国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是中国特有的建立在理性思考上的突破了远古神灵崇拜的一种理性信仰,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主宰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至今仍未失去影响力。本文按历史轨迹阐述了圣人崇拜的产生、演变、发展和终结,同时也论述了圣人崇拜的特点和作用。

论先秦儒家的“圣王崇拜”与“圣人崇拜”及其历史影响

在古代典籍记载中,"圣王"与"圣人"并没有从逻辑概念上加以严格地区分。先秦儒家作为诸子中的显学,并在后世挟六经以压百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它的"圣王崇拜"和"圣人崇拜"思想对于古代社会影响最为深远。作为先秦儒家三大儒的孔、孟、荀皆抱有根深蒂固的"圣王崇拜"之信仰,由于周敦颐、邵雍等人对孔子的极度推崇,产生了新的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道统信仰体系,真正取代圣王崇拜,成为儒家主流的信仰体系。"圣王崇拜"和"圣人崇拜"都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论儒家哲学中的圣人崇拜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独特的崇拜:圣人崇拜。这种崇拜,主要是由儒家倡导起来的。千百年来,儒家学派俨然是一个以圣人崇拜为特质,以“学为圣人”为宗旨的学派。圣人崇拜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曾有过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能感受到。尽管“五四”运动以后,本来意义上的圣人崇拜已经解体,但变种形式的圣人崇拜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一度主宰过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人们崇拜的对象是变了,但崇拜的方式和心理依然如故。如以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人物是圣人式的人物,道德上完美无疵。

论中国传统圣人崇拜及其现代影响

圣人崇拜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现象,影响深远而广泛。圣人崇拜的产生既与生产落后所造成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直接相关,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性本善的基本观点密不可分。圣人崇拜对于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养的提高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越来越不适应于现代社会。

论《周易》中圣人崇拜思想及影响

《周易》的圣人崇拜思想 ,既有积极作用 ,更多的是消极作用 。

“圣人崇拜”的实质是人文信仰而非宗教信仰

姜广辉、程晓峰撰文《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指出，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

从“五德终始说”和“圣人崇拜”看秦构建的帝国神话

"五德终始说"出自战国时期邹衍,是一种建立在五行相胜之上的、以历史循环论解释朝代更替的政治学说。"圣人崇拜,"是以三皇五帝等古代圣王为对象的崇拜,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希冀圣人救乱的心理需求。秦统一六国后,采用这两种学说构建帝国神话。究其根本,可以发现:秦在运用这两种学说构建帝国神话的过程中,仅取形式而抛弃实质,实际上呈现的是专制独裁和极端化的个人崇拜。

西汉公羊派经说与西汉文学圣人崇拜间的关系

圣人崇拜是先秦儒学已有的重要特征。西汉时期,春秋公羊学成为五经中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它将经典崇拜糅进传统儒学固有的圣人崇拜之中并将新时期的圣人崇拜发扬到极致。这一经学思潮的影响及于文学,造成了西汉文学各种文体普遍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依经立论,二是重视循规蹈矩的模拟而非超越性的创新。

中国文化中的圣贤崇拜

由于中国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千百年来实质上就代行了宗教的功能——由于这个原因它也被称为“儒教”。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学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和观念形态,更是一种信仰的支柱和生活意义的依据。正是由于这种宗教性质的功能,正是由于孔夫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偶像的地位,儒家学说才积淀成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主体成分,凝聚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正是看到孔孟学说对中华民族的这种准宗教功能的影响,才意识到如欲改造中国,使中国走出“中世纪”,不能仅停留在引进电气声光的器械之物上,也不能只停留在推翻皇帝、建立共和的层次上,而是要彻底改造国民心理,重建国民精神。而进行这项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建中国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体系——这非得批判儒教不可。 儒家学说中起准宗教功能的以及造成很大消极后果的成份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圣贤崇拜,是把人生理想作为一种既定的目标来信仰的心态。（在圣贤崇拜方面,道家无非是儒家的一个补充。在《老子》这本书中,“圣人”这个词出现过20多次,经常用来指“

青年偶像崇拜与个体本位文化

范钦林:偶像崇拜是人类社会性的一种体现,任何民族,与社会都存在着这种文化现象,但是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各式各样的,西方民族与东方民族,先进的民族与原始民族都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在这种崇拜的过程中理智与情感的比重。此外,

从《论语》看孔子的“圣人”观念

中国是一个崇拜圣人的国度,圣人崇拜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挥之不去、唤之即来的深层文化心态。而当春秋末世,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一代宗师孔子在培养学生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同时,也对超越性的圣人境界作了相应的界定与期许。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圣人观念,即:一是注重修己,具有崇高的德行;二是能博施济众,安定百姓。二者缺一不可,而这就是后世儒家称颂的"内圣外王"的雏形。

中国早期社会共同体之政治形式与象征系谱纲要

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演化脉络中,"圣"之崇拜不仅呈现出一个由自然、简单走向神秘、复杂的发展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表现出的实质能量,建构出了一幅"神圣公共象征"与"政治共同体认知"两大系统之间彼此支持和相互依存的政治意识图景。这个政治意识图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之特定内涵的核心要素。

传统人格的近代裂变

传统人格是指历代中国人所憧憬的圣贤,它是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理想人格形象,信而好古,重义轻利,以夏变夷是传统人格所具备的三种基本品性;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定的变革时代,处于古今中西交融点上的传统人格必然要发生裂变,变通随时、亟亟谋利,必通西字就成为近代思想家所赋予给古圣先贤的三种新品性。近代思想家对传统人格的改塑是与当时政治变革、经济变化、文化变迁密切相关的,传统人格的裂变也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种标志,当然,所说的裂变只是对传统人格加以改造,并不意味着一种新人格出现。

论《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

"依经立义"即依托经典而建构意义,它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之中,是《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主要方式。汉代之前,圣人之言行与思想凝结在经典中,并以语言为载体发挥教化作用,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以及尊师敬老的思想共同组成"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经学正式确立后,"依经立义"也就成为人们阐释经典的基本方法,并衍生出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