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凡”一体:家庭祭祀的隐喻--武陵地区祖先崇拜的人类学解读

祭祖是武陵地区乡土社会普遍存在且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仪式。堂屋作为主要的家祭空间,仪式展演使其成为了神圣与凡俗的复合体。人们对祖先的祭拜,除期望得到祖先庇佑的功利性目的外,还体现出对“孝道”的传递。家庭祭祀不仅对于家庭成员集体意识、亲缘共同体的打造具有重要的粘合作用,还对个体修为、家庭稳定、村落共同体意识及国家意识培育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家族的力量并没有退出村落空间建构的舞台,要充分发挥家庭祭祀的社会整合功能。

再论性恶心善说

徐复观晚年曾提出荀子是性恶心善说,但未做论证,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等徐先生的代表作来看,他是明确反对称荀子为心善的。郭沫若认为荀子主张心善,但又认为心善与性恶是矛盾的,其观点可概括为:心善VS(versus)性恶说。在抽象的人性论上,荀子主张人既有性恶的一面,也有心善的一面。但是回到国家治理上,他又极力强调圣人的心善,突出凡人的性恶,其性恶心善说没有贯彻到底。荀子人性论存在历时性的发展,性恶心善说主要是《性恶》篇的观点,而不适用于《荀子》其他各篇。荀子并未提出性朴论,而是主张朴—伪论,朴—伪论是《礼论》篇的人性论主张,同样不适合推及其他各篇。

乡村庙会的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实践特征——基于关中金村庙会的考察

基于关中金村庙会的调研表明:庙会是关中农村最为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它嵌入地方社会之中,通过其宗教整合、交往整合、文化整合以及市场整合功能,建构了以特定村庄为焦点的集体欢腾场面;庙会"圣凡一体"的实践特征决定着其社会秩序整合功能的实现,即庙会作为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中介,从时间的合理安排、空间的有效配置和主体合作三方面,将神圣内容与凡俗内容合理地容纳在其共同架构中,为地方秩序再生产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能量,从而有利于强化乡村社区认同,凝聚村民集体力量,促进地方社会的整合。

汉代圣人儒化与神化的学理考察

圣人是各家学派奉行的理想人格典范。在汉代儒生与皇权的共谋下,圣人在人格内涵上逐渐儒化,这是宗孔为师的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必要前提与必然结果。材性等差上的圣凡有别又先天地设立了圣人与凡夫之间的障碍和隔阂,为圣人神化奠定了材性上的基础,最终使圣人在大一统专制政权下而呈现出王圣合一的新形态。

圣人如何可学而成?——以王阳明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追求成为"圣人",并认为圣人可学而成,然而对于解决"圣人如何可学而成"这一难题却或语焉不详,或失之高远。王阳明结合自己的躬行实践对此难题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他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成圣之路,使得自我本心与圣人之道能够吻合统一,而且揭示了"凡人"如何可学而成为"圣人",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这一"人虽有限而可无限"的重大难题,实现了"圣凡一体"的可能性,形成了阳明心学所独具的主体性、平民性和实践性特质。

论儒家圣人的角色定位

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何为儒家圣人的内涵、圣人何以可能及圣凡关系如何构成儒家圣人观论域的主要内容。从先秦至宋明,儒家圣人观正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过程,依形式,分气之圣人、理之圣人、理气之圣人三类;依根据,有政统、天统、道统之分。尽管内容形式多样,但先秦至宋明的儒家圣人观,是社会政治道德的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所致,其共同的目的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说明。

水陸法會起源和發展再考

對於水陸法會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學界和宗教界多有論述,衆説紛紜,各執一詞。本文擬針對這個問題再作考據。周叔迦和牧田諦亮認爲水陸法會興起於宋代,不可能出現於梁武帝時期。周叔迦指出,'梁武帝於天監三年(504)纔捨道事佛,不可能在天監四年以前已經批閲藏經三年之久',而且現存水陸儀文《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

《荀子·性恶》篇“伪”的多重含义及特殊表达——兼论荀子“圣凡差异说”与“人性平等说”的矛盾

荀子的伪并非传统上理解的作为,而是与心密切相关的概念,指"心之为",指心的思虑、认知及行为。荀子人性论并非性恶说,而是性恶心善说。《正名》篇对伪做了两层定义,包括心之运用义与成就义,这是伪的基本义。但在实际使用中,凡属于"心之为"的活动,荀子往往都归为伪,故伪又指圣王制作礼义的行为。礼义,以及凡人学习、实践礼义的行为,这是伪的引申义。荀子思想中存在"圣凡差异说"与"人性平等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圣人与凡人人性是相同的,圣人乃后天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主张圣人与凡人有根本的差别,圣人可制作礼义,凡人需凭借圣人制作的礼义和教化方可成就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