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五台山佛教再探——以河北省灵寿县祁林院圣旨碑为中心

《祁林院圣旨碑》对于研究祁林院史以及元代五台山佛教史很有意义。祁林院由北齐高所建,后为大寿宁寺(王子焚身寺)之下院。其间祁林院历经战争创伤,曾与大寿宁寺脱离关系,大德时在成宗和皇太后的干预下重新成为大寿宁寺下院。大寿宁寺住持为华严僧,即正顺,故寿宁寺所属宗派当为华严宗。元代五台山佛教的管理机构为五台山总摄所,祁林院因居真定路而由真定路僧录司管辖。皇帝、帝师颁布圣旨、法旨保护寺产,更多地是出于管理的考虑;而皇太后、皇后颁布相关懿旨,更多地是出于对佛教的信奉。

从金山寺圣旨碑看《水浒全传》的鹤壁淇河语言特色

鹤壁金山寺蒙汉圣旨碑未见著录于同类碑拓的历史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其碑文中八思巴蒙古文的汉译白话部分,与罗贯中《水浒全传》中的语言方言特色具有很高的同源性,为进一步研究考证罗贯中籍贯及《水浒全传》的语言特色提供了新资料,拓展了新视角。

元代全宁路圣旨碑考释

《赤峰县志略》所载元代全宁路圣旨碑文(残),为研究元代全宁路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结合相关史料,试对残碑文字进行解读。

正定崇因寺明神宗圣旨碑

崇因寺曾是正定的八大寺院之一,明神宗圣旨碑是寺中流散多年后又失而复得的重要石刻文物之一,碑阳所刻的明神宗颁经敕谕及碑阴所刻的募缘疏,为考订崇因寺的历史沿革及铜铸毗卢佛像的铸制缘起等,提供了确切的文字资料。

一通奖谕真定县民的圣旨碑

2004年,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征集到一通明正统六年的圣旨碑,刻有明英宗为褒奖真定县民赵凤的赈灾义举而颁布的圣旨,是少有的为平民颁发的圣旨,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对此通圣旨碑做了简要介绍。

明龟驮圣旨碑“身世”探析

连云港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龟驮圣旨碑铜器,该器物底部有“洪武年制”篆书款,碑文内容与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起首相近,器形也略同于神功圣德碑。结合明晚期三元宫受明皇室封赏的历史,探讨该器物的“身世背景”与明代皇室的关联。

江津有块“圣旨碑”

听说江津的龙门槽山脉崖壁上有一块神秘的“圣旨碑”，前不久笔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从武当山现存元明圣旨碑刻 看朝廷对武当山庙产及宫观的管理

据武当山现存碑刻,朝廷对武当山庙产及宫观管理所下的圣旨碑共有11块,其中元代2块、明代9块。元代的2块中,其中一块为元至元三年(1337)立石、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臣揭斯奉敕撰书的《元至元三年敕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

金山嘉祐禅寺元代圣旨碑

浚州金山嘉祐禅寺原有一通元朝仁宗皇庆元年(1312)刊刻的《圣旨碑》,寺、碑已毁,其碑拓现存河南省鹤壁市博物馆。因其有值得重视的研究价值,现予发表,供研究者参考。浚州(后改称浚县),在元代属大名路。现划归鹤壁市。金山嘉祐禅寺遗址,在鹤壁市郊蔡庄村西黑山南麓,距浚县县城八十余里。《浚县志·山水》载:'县西北八十里,桀然而峙者曰黑山,一名墨山,形如展箕,岩石奇怪,其色苍黑。山之东有寺,曰嘉祐寺'。

《嘉祐禅寺元代圣旨碑》释读

《文物天地》编辑部的同志送来拟刊用的《嘉祐禅寺元代圣旨碑》拓片,命我解读。初想,蒙古学和元史非我所长,难于从命。继而粗读拓片之后,觉得这是一篇颇有研究价值的文物资料,因而不揣谫陋,勉为所难,续貂于后,以就正于方家。

房山灵岩禅寺元至大元年圣旨白话碑释证

2014年,北京市房山区灵鹫禅寺修缮工地出土一通元代残碑。残碑所记内容为理清房山地区佛教建筑发展、了解元代大都行政区划及灵岩禅寺寺名更迭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由碑阳所刻圣旨白话文书内容可知,该圣旨颁布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且早在至大年间,该寺已由"谷积山院"更名为"灵岩禅寺"。碑阴记载了颇具规模的寺产地界,以及寺庙建筑名称,为研究元代寺院布局及建筑特征提供了可贵的文字资料;所载"会福院",可能为元代管理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财用的会福院下辖的管理大都附近财产的机构。

王恕的六谕诠释及其传播

作为明代中后期乡约的精神内核,明太祖的圣谕六条起到了基层教化教旨的作用。成化后期应天巡抚王恕的诠释,第一次将圣谕六条从《教民榜文》中独立出来,而王恕在成化、弘治年间的政绩与声誉,可能也使得其诠释文本获得声名并逐渐流行。现存最早的王恕六谕诠释文本是弘治十二年(1499)扶沟县丞武威所刻《太祖高皇帝圣旨碑》。正德年间,山西上党仇氏也曾刊行王恕诠释文本,惜已不存。嘉靖九年(1530),许赞对六谕作赞,之后由王恕注和许赞之赞组成的“注赞合刻”形式逐渐流行。嘉靖十五年陕西巡按唐锜所编《圣训演》即是典型的注赞合刻文本,与《太祖高皇帝圣旨碑》相比较内容已有不小差异,且新版本在嘉靖年间流传更广。万历年间,章潢编《图书编》,重视收录已湮没的文本,其所辑《圣训解》与《太祖高皇帝圣旨碑》属同一系统。因此,现存王恕的六谕注释文本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系统,较早的以《太祖高皇帝圣旨碑》为代表的文本系统,以及嘉靖九年以后发展出来的“注赞合刻”本系统。

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

西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元昊曾致书北宋,自称其国为“邦泥定”,事见《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而西夏自称“白上国”,亦有实物确证,例如;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保藏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阴面汉文,首行标题作“白上护国寺凉州感应塔之碑文”;

再说贵州麻江高枧夏家入黔史及夏同龢状元

高枧夏家入黔距今有620年;夏同龢的祖父是五岁丧父由母教养的独儿;夏同龢出生官宦之家,随父异地为官,生在云南、长在四川,由广东起步,前往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1898年中状元后,即授修撰。1899年与丘逢甲成立纪念文天祥的寿忠社。1904年前往日本法政大学入法政速成科学习法政,同学有胡汉民、汪精卫、沈钧儒等。传世的著作主要是编辑《行政法》。回国后1906年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校长),学生有陈炯明、邹鲁等,教员有松山丰造、朱执信、陈融等。民国后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中国古代石刻的存留状况(二)

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动荡最激烈,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由于战乱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中原,西方文化思想的东渐(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东渐),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思想交流,使得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为活跃的一个阶段。作为文化思想的一种具体代表,石刻在这一时期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很多种新的石刻种类,象墓志、造象、刻经、题名等等,都正在蓬勃兴起或者固定成型,演化成石刻中的大宗。石刻文字形体的变异,也以此一阶段为最甚。

探访崇因寺残存一字琉璃照壁

崇因寺位于正定城内镇州北街(北门里)路西,系正定“八大寺”之一,与著名的隆兴寺同为正定历史上的两座皇家寺院。1982年11月,崇因寺被正定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崇因寺,光绪元年《正定县志》有记:“崇因寺明万历丁未僧无疑募建。”“明万历丁未”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万历三十七年(1609)“圣旨碑”碑阴记:“粤崇因禅林,古之天王兰若,罹兵燹兴废弗稽於何代也。今安圆回三级千佛金像,我当今皇上同圣母慈圣皇太后老娘娘御制所造.

明清碑禁体系及其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碑刻法律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碑禁~①体系的完备期。明清时期的三类禁碑,即颁宣圣旨敕谕的敕禁碑、传布地方政令公文的官禁碑以及公示乡约行规的民禁碑,在地方法律秩序建构中各有特定的功用。敕禁碑象征皇权和国法在地方的存在;官禁碑体现'政府公权'在地方的实际运作;

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资料综述

一、蒙古学金石碑刻研究特点及基本概况金石碑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之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其不仅以独特的载体形式保存了大量的书法篆刻艺术,而且也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物史料。蒙古学是研究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俗、宗教、哲学及语言文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金石碑刻无疑对蒙古学研究及史学考证弥足珍贵。近年来,蒙古学金石碑刻及其研究成果。

元代曹洞宗僧人古岩普就碑塔及其行实考

元代曹洞宗僧人古岩普就禅师曾先后担任泰山灵岩寺、封龙山应觉寺和嵩山少林寺住持,今存与之有关的碑四通、寿塔两座,另还有一通碑记(清人录文但实物已不存)。除了少林寺圣旨碑之外,其余碑塔研究均不充分。;这些碑塔不仅为研究元代汉传佛教僧人古岩普就的生平行迹提供了实物资料,可补地方史志、寺志之缺,而且为了解元代宗教政策、寺院经济和宗派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具备多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