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回鹘汗国的东方教会叙利亚文《圣经》文库

从吐鲁番发现的大量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表明,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后期,高昌回鹘地方政权范围内的吐鲁番布拉依克等地有东方教会(即东叙利亚基督教会的社团)活动,大量叙利亚文圣经《佩希塔》文本和用于祈祷书《胡德拉》的《诗篇》文本向我们展示了当地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及其与遥远美索不达米亚东方教会的神学传统的一致性。吐鲁番的基督教写本残片是一个丰富的信息文库,它揭示了东方教会神学传统中的一个社区是如何在远离该传统教会故土自我运行的。

《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的圣经原型解读

乔伊斯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巧妙地将圣经神话原型融入叙事,赋予小说一种浓厚的神话隐喻色彩。通过解读与斯蒂芬成长相呼应的夏娃的堕落、基督的受难、参孙的抗争等圣经原型,再现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从献身宗教转向献身艺术的心路历程。偷食禁果体现了斯蒂芬对宗教的反叛精神,以及对知识和艺术的求索精神;与受难基督比照体现了斯蒂芬从宗教转向艺术的献身精神;斯蒂芬在身体和心灵上都践行着严苛的修行,体现出了参孙式的英雄主义气质和抗争精神。斯蒂芬经历说明青年人在成长为艺术家的道路上难免会犯错,但是通过直面挫折、正视考验、聆听自我内心的声音,在成长的阵痛中终将顿悟自己的人生意义。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宗教语境下《哈姆雷特》的叙事考察——以《圣经》为原型

《哈姆雷特》是中世纪英国在接受文艺复兴思潮后诞生的经典作品。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其基督教的文化属性。《哈姆雷特》对《圣经》的吸收体现在三个方面:叙事结构、叙事意象以及罪与罚的悲剧主题。基督教的原罪论是其悲剧精神的根本来源,反映出渗透着宗教意识的时代观念与戏剧主题。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举行修女圣经灵修培育班结业典礼

1月13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修女圣经灵修培育班工在学院大礼堂举行了结业典礼。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郭金才主教为修女们颁发证书并讲话。副院长赵子良神父、培育班班主任乔下云修女出席了结业典礼。郭金才主教对修女们圆满完成学习表示祝贺,感谢学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和各修会的大力支持。

清末民初美国圣经公会的圣经销售研究:以驻华经理海格思为中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华传教事业得以延续。美国圣经公会于1893年委派第三任驻华经理海格思来华主持该会的圣经工作。海格思调整圣经传播策略,改变了美国圣经公会在华困局。在他的领导下,该会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为基督教在华传播发挥了作用。本文利用美国圣经公会档案等史料,研究海格思主持下美国圣经公会在华经营活动,以揭示清末民初圣经在中国传播的历程。

后现代伦理视域下看《毒木圣经》对《圣经》的戏仿

美国当代作家芭芭拉·金索尔弗1998年出版的《毒木圣经》在语言、形式和主题上形成了对《圣经》的绝妙戏仿。这是一部有关女性人物自身成长和觉醒的《圣经》,也是一部谴责在刚果传教的过程中,权欲熏心、妄图同化他者、灵魂丧失的白人传教士内森心中已被扭曲了的《圣经》,更是一部谴责西方霸权主义的《圣经》,最终,它还是一部闪烁着关照他者、寻求异质共在的后现代伦理思想的《圣经》,对深陷现代性思维引发的内外危机的当今人类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

话语溯源与文化重建:以中国古代“圣经”为例

“圣经”是指中国古代本有的神圣话语与神圣经典,中国古代所有文献典籍与文化现象皆源于“圣经”且解释“圣经”。作为神圣话语与神圣经典,“圣经”是古代话语权争夺的核心,具有官方“圣经”与民间“圣经”的双重性,民间“圣经”诉诸语言、以民为本、为民立法,官方“圣经”诉诸文字、以君为本、为君立法。破解“圣经”的突破口在话语,常言俗语与文献典籍以及文化现象相互解释、相互印证,揭示“圣经”为“一本正经”《山海经》。“圣经”是中国古代经典解释的起点,以训诂学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即通过话语重建进行文化重建。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际,“圣经”又成为中国话语权与西方话语权争夺的核心,西方话语霸权化用“圣经”,使之成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经典。“圣经”一蔽于官方话语权的转换,从民间“圣经”变为官方“圣经”;再蔽于西方话语权的转换,从中国“圣经”变为基督教《圣经》。前一转换在中国文化内部进行,“圣经”若隐若现而欲盖弥彰,“绝学”因此“无忧”;后一转换是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对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颠覆,中国“圣经”被西方“圣经”取代,古代“绝学”成为真正的“绝学”,理解“圣经”与以“圣经”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重构中国话语体系与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

神圣与世俗之间:河南当代作家与圣经

河南民间基督教文化土壤构成了作家圣经书写的基础。以周大新、李佩甫、刘震云、阁连科为代表的河南当代作家形成了圣经书写的两种方式:一为贴近圣经神圣性,从理想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与圣经构成对话,利用圣经丰富作品的意义空间;二为立足河南文化,从世俗性层面瓦解圣经神圣性,把圣经融入乡土文化与乡土叙事之中。河南当代作家的圣经书写为利用圣经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范例。在具体写作中,作家应兼顾“隔”与“化”,既立足本土文化,又尊重经典自身特性,充分发挥外来经典在讲述中国故事中的作用。

英美文学作品中圣经引文的汉译问题

用现代汉语翻译英美文学作品,对其中引自英语《圣经》的文字,中译文应该与英语《圣经》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保持一致,而不应该仅拘泥于某个权威中译本,如教会印发的"和合本"。英语《圣经》语言与现代英语有天然的亲缘性和兼容性,援入英美文学作品显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语言与现代汉语的兼容性不高,许多字句都难与英美文学作品现代翻译的语言风格契合。《圣经》有不同的英语版和中文版,要求读者或译者仅遵从一个版本,即便是具有权威性的版本,都是脱离了语言文学实际情况的不合理要求,不过中文"和合本"《圣经》仍值得文学译者参考或借鉴。

文白变迁:从《圣经直解》到《古新圣经》

《圣经》汉译的过程往往最能集中体现中西语言文化交流的种种症候。明清时期,文言文在汉语书面语系统中占据主流,白话文仅蛰伏于章回体小说等特定文类。明末耶稣会士阳玛诺在所著《圣经直解》中以儒家经典文体《尚书》"谟诰体"翻译《新约》部分经文,反映出他在汉语语境下重构《圣经》经典地位的企图。百余年后,同属耶稣会的贺清泰却改用白话俗语翻译了大部分《旧约》和全部的《新约》,成书《古新圣经》。贺清泰与阳玛诺在汉译《圣经》时的选择殊异,本文拟对照不同的历史背景,分析这种差异背后的多重因素。

考古学与《希伯来圣经》的关系（英文）

时间的流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经常认为,过去创造了现在,也创造了未来。然而,对过去的探求总是受到现在之观点的激发,对过去事件的书写是一种不可避免地与作者/读者的当下相关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创造了过去。回顾以往,考古学的过去与《希伯来圣经》发生关联,这只不过是检视其与《希伯来圣经》的目前状况而已。要了解当前的情境并走向未来,就有必要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中收集信息。本文将呈现考古学与《希伯来圣经》之间关系的历史,从圣经考古学的起源至其被称赞而用于证明圣经故事之历史真实性的时代、它的衰落以及考古学独立于《希伯来圣经》的兴起,直到最终这两个学科有可能在未来彼此和谐地工作。

《圣经》与西方文学——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研究之一

《圣经》与西方文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系，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种种原因，我国在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方面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忽略《圣经》视野，致使在西方文学理解上出现了诸多误读。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可从《圣经》知识、《圣经》象征、《圣经》观念三方面着手。

《圣经》在日本的百年译介生成

从1549年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将《圣经》带到日本至2017年《圣经圣经协会合译本》的完成,《圣经》在日本的译介主要经历了黑船事件前的萌芽期、黑船事件后的全盛期以及战后的稳定期,由粗糙的节译到普及化,呈现出间断式译介生成的特征。《圣经》在日本的译介生成史体现了日本从闭关锁国到全面西化、再到西学本土化的历史进程,翻译的生成随着时代变化波动起伏,社会文化语境、读者期待、译者主体性等都是影响翻译生成的关键因素。《圣经》在日本历经近500年的译介,如今才生成公认的最完整、普及度最高的译本——《圣经圣经协会合译本》。可见翻译的生成,需要乘着时代的潮流,靠着一代代人不懈努力,在实践中总结才得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原作“新生命”。

耶稣会士利类思的圣经摘译实践

圣经的中文翻译不仅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其译介历史还能反映文化间互动的内涵及特点。16至18世纪,来华传教士是圣经中译的主体,多采用摘译的形式。但学界对摘译本关注不足,其中耶稣会士利类思对圣经的译介亦常被忽略。本文立足于梵蒂冈图书馆藏本《弥撒经典》,梳理利类思的圣经摘译实践,并从文本出发,归纳其圣经译介的特点及其翻译策略,从而补充圣经早期中译研究。

新世纪以来犹太学术界《希伯来圣经》研究新进展

21世纪以来,国际犹太学术界对《希伯来圣经》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从诠释方式上看,“极大主义”和“极小主义”在传统现代主义历史批判框架下的辩论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发展了理解希伯来圣经的“第三条道路”;研究方法上经历从历史批判到文学批评,从作者意图到读者反应的转变。从研究视角上看,“动态性”视角强调从社会学意义上把握圣经书写和圣经研究的双重历史处境,“儿童主义”和“动物转向”则更加关注边缘群体在圣经叙事中的重要地位。就研究观点而言,“希伯来王国的历史确定性”“犹太民族意识何时形成”“空旷地神话是否存在”等议题引发讨论,涉及圣经的历史书写、民族精神、历史观等重要内容。

评析《尤利西斯》两个中译本对圣经内容的翻译

分析了《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金译和萧译对圣经典故、仿圣经语、戏仿圣经语和拉丁文宗教文本的不同处理方法,在指出金陧是译本为追求等效的目标而有灵活变通之过的同时,也指出萧乾译本对现成圣经译文的依赖和拘泥,两者都还有改进的余地。翻译《尤利西斯》这样饱含天主教教义和圣经内容的文学著作,译者必须具备充分的宗教背景知识,翻译时变通应有度,照抄应有限。

《宠儿》中《圣经》典故探析

《宠儿》中充满了圣经典故,通过分析莫里森引用的圣经语典,演绎的圣经观念,借用的圣经意象"伊甸园",和在隐喻层面上使用的圣经人典,可以推论出莫里森对圣经典故的引用是反讽式的或者说是颠覆式的;《宠儿》颠覆了以男人为中心的圣经传统,提供了圣经典故的另类版本;莫里森对圣经典故独特的拨用,增强的作品的感染力,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层面的厚重感。

《圣经》及其文学影响综述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经典,同时也是一部集历史、地理、哲学、民俗、文学于一体的文化百科全书,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还是一部凝聚人类创作精华的文学经典。它是西方文学产生的两大源头之一,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源远流长。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