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希伯来语中的以色列(北方)方言研究

在对圣经希伯来语的研究中,一个重要分支是对其中方言的研究。以色列(北方)方言在希伯来圣经使用的希伯来语中,是相对于犹大(南方)方言的一种重要方言。犹大方言是古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的官方方言,是大部分希伯来圣经的著述方言。而北方方言被保存在了许多带有北方作者和环境背景的作品中。本文是对该研究领域的综述和举例。

中国圣经希伯来语教育状况与互动发展前景

在中国,希伯来语教育分为圣经希伯来语教育和现代希伯来语教育,前者的实体是神学院的旧约原文课,后者的实体是中国独有的普通高校外语非通用语种现代希伯来语专业。文章对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神学院开设旧约圣经希伯来语课程情况作了全面调研,形成了中国圣经希伯来语教育较完整的资料,并对中国圣经希伯来语教育的发展,以及各地区神学院希伯来语教育的互动、神学院希伯来语教育与普通高校现代希伯来语教育的互动作了思考。

试图反映圣经《箴言》的希伯来语语言特色的翻译尝试

本文试图通过对圣经《箴言》希伯来语原文的语言特色分析,探讨在中国当代社会语境下再译这篇智慧文学作品的必要性。本文涉及的问题包括:这个新译本需要遵循的翻译宗旨是让最大的读者群最轻易地汲取尽量多的《箴言》中关于智慧的评说;根据出自《箴言》所使用的古希伯来语的特色,用韵散结合、以七言新诗体为主体的文体进行翻译。本文的附录部分还提供了少量例句。

希伯来语圣经中描述的以色列宗教

本文立足于希伯来语圣经的文本和一些考古发现,介绍了古代以色列人宗教的方方面面,包括这个宗教的神的地域性、嫉妒性、报复性等人性、以色列神谱的组成,以色列人对死去人的崇拜和偶像崇拜,百姓的宗教和官方理想化宗教的区别、冲突和协调,以及申命派的宗教改革所导致的以色列宗教后来的发展变化,及其和后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桥梁。

历史语言学方法在圣经阐释中的运用

本文首先详细介绍了历史语言学方法在希伯来语圣经研究中的运用,展示出该方法的若干方面,包括其研究历史、框架、现状及成果。继而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几个典型例子,来说明该研究方法的一些特色。文章着重就《创世记》24章中的阿拉米语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试图揭示出历史语言学是如何利用多方面数据来断定该章可能的写作背景和相对的写作时间的。文章最后列举了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局限性。

先秦之“道”与旧约之“道”——一个从语义到观念的考察

德国学者曾德尔对希伯来语圣经(即“旧约”)中的道隐喻(Wegmetaphorik)作了翔实的考察,其研究对重审中国文化的“道”也不无启发。模仿其研究方式,可以发现,汉语中的道隐喻也不仅体现在“道”这个词中,更体现在涉及“道”的整个语义场的各类表达中。语义学考察将揭示出,先秦文献中的道隐喻与希伯来语圣经中的道隐喻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道隐喻的两种主要类型可以被命名为“做事是行路”和“生活是行路,命运是遭际”,二者又可以细分为各种类别,它们在先秦汉语文献和希伯来语圣经中都有广泛而丰富的呈现。语义学考察的最终目标是揭露背后的文化观念。先秦汉语文献与希伯来圣经中的道隐喻常常带有价值规范的意味,其两种主要类型还可以相结合,以传达“德福一致”的理想。在先秦汉语文献和希伯来圣经中,涉及道德评价/伦理规范的“做事是行路”的子隐喻都是核心类型。但中国文化很早就世俗化了,而犹太民族的文化是有神论的,这导致道隐喻上的一些分别,如希伯来圣经把以色列人这一民族的命运视为一场旅行,而这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对应物。李炽昌曾倡导中国研究者可对圣经采取跨文本阅读。以语义学考察为基础的对先秦之“道”与旧约之“道”的跨文本比较研究将加深我们对文化的共通性与特殊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