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

圣谕宣讲小说是一种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使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圣谕思想观念的独特小说类型。这类小说是宣讲圣谕十六条时使用的故事底本,或是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加工编撰而成。圣谕宣讲小说具有政治教化和审美娱乐的双重功用,以大众接受为创作目的,具有固定的编撰体例,文体形态多样化,内容围绕着圣谕十六条展开,叙事方式以因果报应为链条,人物形象是阐释圣谕的符号。圣谕宣讲小说在晚清兴盛一时,岭南圣谕宣讲小说创作尤盛。

清代乡规民约的道德审视——以《圣谕广训》为核心

清代乡规民约的具体内容虽较以往的乡规民约更为细致、具体,但没有实质性突破,这在清代乡规民约的典范之作《圣谕广训》中可见一斑。道德主体关系、经济生产伦理、社会秩序伦理等仍是其主体内容,只是它在执行层面开创了皇权御用制度化的先河。清代乡规民约的御用属性使其工具化、形式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清代之前的乡规民约主要是通过道德观念、教化理念来引导村民,而清代的《圣谕广训》等乡规民约却假借道德,实质上依靠刑罚礼制来进行规约,基本丧失了乡规民约的属性,直至清朝晚期乡约局的设立才逐步使乡规民约复归其本真样态。尽管如此,清代关于乡规民约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乡规民约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和乡土文化特色。

清初蒙学和政治宣传——以李来章《圣谕衍义三字歌》为例

文章以清初理学家李来章在广东连山地区的政治宣讲,及其所撰《圣谕衍义三字歌》等作品,来讨论清初通俗化的意识形态宣传。1703年始,李来章在连山瑶民地区,宣讲康熙圣谕十六条和程朱理学,并撰写了几部相关书籍。其中,有一部是以《三字经》的形式写就的《三字歌》。文章从讨论清初《圣谕》宣讲入手,进而分析李来章生平及其宣讲实践,再接着以《三字歌》为中心讨论其宣讲的本地化实践,最后是解释这种宣传的利弊之处。这种宣传,名义上是为"教化",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征服,对当代中国而言,有值得借鉴和应警惕之处。

从宣讲圣谕到说善书——近代劝善方式之传承

本文主要探讨清初至民国时期民间劝善方式之传承关系:从宣讲圣谕、宣讲拾遗到说善书的演变。善书与圣谕、官箴、家训、蒙学等劝戒教化文献,在明清时代社会广为流传。清代善书的传播方式、已呈现多元化的特色。不单是用文字,还有绘图、采集果报案例与说唱。劝化不限于城镇或宣讲所等固定地点,还有流动的"讲善书人",在民间寓教于乐。因此善书不仅有阅读、传抄用的案头本,清中叶以来还有供说唱用的宣讲本。清末民初湖北、四川等地区的说善书,即由清代的宣讲圣谕衍变而来。现今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善书只限于文本流传,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地方艺人不断地改良和创新的努力,此讲唱结合的曲艺在湖北汉川,显示了坚韧的生命力得以传承下来。而汉川善书,于2006年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本文从善书宣讲本等文献入手,对近代民间劝善方式进行研究,使善书丰厚的内涵及其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认识、保存和发扬。

国家、地方与民间之互动——巍山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

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和“洞经会”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圣谕坛”产生的原因,展示了权力控制过程中,各方利益与策略的交汇,探讨了民间宗教组织确立自身合法性,寻求、构建生存空间,与国家维持平衡关系的机制。

圣书与白话——《圣谕》俗解和一种现代白话的夭折

康熙《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圣谕广训》流行于有清二百年间,直到清末民初仍有余响。康熙《圣谕十六条》出现之后,遂有大量通俗解释的版本,其中白话解释版尤值注意。王又朴的《圣谕广训衍》影响最大,由清初到道咸间而截,其后则被改编为《圣谕广训直解》流行于世。《圣谕广训衍》的白话甚至比"五四"诸子的白话还好,而改编的《圣谕广训直解》则不堪卒读。周作人接触到的是后者,所以对其内容和语言双方面严加批评。本论文即从语言的雅俗文白对峙和周氏对圣书及其语言的评论出发,还原一种白话的历史生态,并解释其夭折之因。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化民成俗:明清书院与圣谕宣讲

明清时期,圣谕宣讲是基层教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讲体系。书院圣谕宣讲分书院内部和书院之外的两个层面。书院内部的传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诵、研习、讲会等形式展开。书院之外,社会层面,书院内外圣谕宣讲并不避讳民众的参入,一些书院甚至聘专人向普通民众宣讲圣谕,并且这种传播不仅仅在于宣讲,更多地在于把以圣谕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念范导于整个社会。宗族层面,宗族书院也多把圣谕写进族谱,对族人普及、宣传。以书院为核心,书院内外的圣谕宣讲具有普及性与通俗性结合,层次性和针对性统一,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场合上具有灵活性等特点。以书院为核心的圣谕宣讲使书院与地方社会和宗族保持高度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的纲常伦理规范通过圣谕宣讲以及士人引领示范、民众的参入,渗透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坚实力量。

论清代圣谕宣讲与河西宝卷合流

圣谕宣讲的地方化过程,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制、从官方到民间、从讲唱脚本到案头读本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与地方性文体合流的现象。清代甘肃各地方志中对圣谕宣讲的仪式过程、讲生任用、宣讲效果等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结合宣讲文本可以复原宣讲仪式的历史场域。圣谕宣讲仪式的表演性、宣讲文本的故事性,使其与说唱艺术类的河西宝卷合流,而劝善与实用的社会功能是二者能够合流的根本之所在。在清咸丰以后,圣谕宣讲与宝卷宣卷在主题上已经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分界标准,但不管是圣谕的“宣讲”,还是宝卷的“宣卷”都是对权威观念的传播,体现的是政治、道德、传统的声音,共同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表征:忠孝、仁义、宽厚与坚韧。

论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之演变及其文化价值

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的演变,在内容上讲是善书化的过程,至迟到嘉庆年间的《圣谕灵征》开始。道光年间的《闺阁录》《法戒录》已经形成了韵散结合的案证故事。圣谕宣讲在表演方面是曲艺化的过程,这在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都有记载,汉川善书至今流传,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以“善书”作为这种曲艺的名字,容易引起混乱。圣谕宣讲的演变及其衍生物,不仅在曲艺史和民间宗教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在小说史、语言学、清代社会史及伦理史等方面也有较大价值。

民间视野下的法律唱叙:近代文学中的圣谕宣讲与公案书写——以小说《跻春台》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大量公案作品流行于坊间,对公案的书写并非仅有侠义公案一种类型。小说《跻春台》便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公案叙述姿态。透过此书,"圣谕宣讲"这一清代特有而被今人遗忘的文化实践进入人们的视野。透过圣谕在民间的宣讲与传播,彰显出庶民的道德意识与秩序观念。《跻春台》以公案的形式宣讲圣谕,一方面可以传播朝廷政令,另一方面又通过故事渲染等使民畏法,呈现双向互动。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小说家、俗曲艺人等共同形成的"故事填充"以轻松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泄露出晚清时期多元而微妙的文化姿态。

“家国同构”下家规家训与“圣谕”的相互表达

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以孝为基础建立了家庭伦理,以忠为基础建立了政治伦理。"孝"是家、国共同的思想基础,为百姓和统治者所共相推崇。家规家训具有道德和法的双重内涵。国家(统治者)经常颁发"圣谕",将百姓家规家训的内容规范于国家意志之中;百姓也自觉地以圣谕为家规家训。这就形成了家规家训与国家意志的相互表达,家族、国家共同构建了社会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政权稳固。

敦风厉俗:清代《圣谕广训》施行措施的考察与启示

当代中国探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须重视历史经验。清代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承载了清代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清代围绕"圣谕十六条"展开的"圣谕宣讲"是清代普及、宣传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清代"圣谕宣讲"采取了"朔望"宣讲、"图事"宣讲、"通俗"宣讲、"合律"宣讲等具体措施。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清代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宣传取得了一定效果。当国家情势发生变化时,这些逐渐固化的措施未能相应调整,使得"圣谕宣讲"日益松弛,流于形式。清代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宣讲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不可忽视。

新见晚清贵州长篇宣讲小说《阴阳鉴》的圣谕演绎

《阴阳鉴》是清晚期贵州宣讲圣谕的代表作。该书通过真君在冥府十殿的阐律与审案,演绎圣谕、阐发儒家之道。律案结合,以律引案,以案辅律演律,进而演绎圣谕是该书的显著特色。《阴阳鉴》采用了通俗小说的体例,是典型的长篇章回小说,其借助神灵阐道、借助善恶报应故事证律来演绎圣谕的方式,令其兼有善书性与小说性。《阴阳鉴》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宗教价值及其所体现的理学观念,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稀见岭南晚清圣谕宣讲小说《宣讲博闻录》

稀见本《宣讲博闻录》由岭南晚清善堂组织调元善社编撰,属文言圣谕宣讲小说,内容围绕康熙圣谕十六条的主旨展开,多取材于当时新鲜有趣的奇闻逸事,人物形象贴近生活,注重情节和环境的铺陈渲染。

《四库总目》卷首“圣谕”学术价值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乾隆帝在编修《四库全书》前后的"圣谕"颇具学术价值,可以借此考知当时搜访图书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四库全书》之名由乾隆亲自确定,他还直接降旨编纂了《四库总目》等多种书目和丛书,并为研究《四库》的删改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乾隆“圣谕”与《四库全书》纂修

乾隆为巩固政权,“寓禁于征”网络知识分子,培养忠于朝廷的统治人才,降谕编纂《四库全书》,并对每项工作都有圣谕指令:规划四库体例、拟定取舍标准、编写图书提要及校审缮写、分馆贮存等。“四库”汲取前代四部分类法的长处,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该书在目录编纂、提要编写、古籍整理、辑佚校勘等方面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

刊刻传播与集体记忆的认同——以明清圣谕为对象的考察

圣谕乃帝王为训诫民众、臣子所颁布的诏令、训诫，明清历史上有三例圣谕在后世社会教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分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圣谕六言》、康熙《圣谕十六条》及雍正《圣谕广训》。这三例圣谕系国家制度层面在推行社会教化中的顶层设计，因此本文内容论述所言圣谕仅指以《圣谕六言》《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为代表的圣谕内容。

《阅微草堂笔记》对《圣谕广训》的阐绎

顺治帝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康熙帝发展为"上谕十六条",向全国颁布。雍正帝对其逐条解释,形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并颁行天下,终于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圣谕广训》是清朝教化全国人民的法典。《阅微草堂笔记》对《圣谕广训》作了形象化的阐释,用故事告诉大家应该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