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

圣谕宣讲小说是一种以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为主旨,通过敷衍因果报应故事,使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圣谕思想观念的独特小说类型。这类小说是宣讲圣谕十六条时使用的故事底本,或是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加工编撰而成。圣谕宣讲小说具有政治教化和审美娱乐的双重功用,以大众接受为创作目的,具有固定的编撰体例,文体形态多样化,内容围绕着圣谕十六条展开,叙事方式以因果报应为链条,人物形象是阐释圣谕的符号。圣谕宣讲小说在晚清兴盛一时,岭南圣谕宣讲小说创作尤盛。

敦风厉俗:清代《圣谕广训》施行措施的考察与启示

当代中国探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须重视历史经验。清代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承载了清代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清代围绕"圣谕十六条"展开的"圣谕宣讲"是清代普及、宣传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清代"圣谕宣讲"采取了"朔望"宣讲、"图事"宣讲、"通俗"宣讲、"合律"宣讲等具体措施。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清代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宣传取得了一定效果。当国家情势发生变化时,这些逐渐固化的措施未能相应调整,使得"圣谕宣讲"日益松弛,流于形式。清代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宣讲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不可忽视。

《宣讲博闻录》:圣谕宣讲小说的集大成者

自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颁布后,雍正又颁布了阐释十六条的《圣谕广训》,并将宣讲圣谕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为了使宣讲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就出现了一批文学作品。《宣讲博闻录》就是其中成就较高的一种。本文从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入手,深入文本,对《宣讲博闻录》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进行了分析,尤其是该书在"重写"方面所进行的尝试,可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经验。

中国古代三大盛世通用的治理经验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频繁被提及的盛世主要是三个朝代的,即西汉盛世（公元前180年—公元前49年）、唐朝盛世（627年—756年）和清朝盛世（1662年—1796年）。中国古代三大盛世是农业文明,农村广阔,农民众多,统治者都确定农业为国之根本,强调通过轻徭薄赋来减轻农民负担。除此之外,这三大盛世在治理上主要还有以下通用的经验。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学有经术通知时事——婺源县教谕夏炘

夏炘,字心伯,号強甫,当涂人。其父夏銮,为嘉庆十年(1805)任徽州府训导,先后在徽州任十四年,为徽州府最著名的教授之一,音韵学家歙县江有诰、算学家歙县汪莱、经学家绩溪胡培翬等,皆因其奖掖提携而得名。夏炘承家学,由举人考入武英殿校录辽、金、元三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授婺源县教谕。饱读历代名儒著作,著述颇多,主要有17种81卷之多,其中《擅弓辨诬》《述朱质疑》,曾国藩给予极高评价,同治皇帝有“年届耄耋,笃学不倦”之谕旨,并命武英殿将其在婺源县任上劝民所作《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刊刻颁发。

中国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权的法源考察——以明清两代为例

引言中国传统社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但在大是大非方面总体上都是有法可据的。关于纠纷解决问题,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除宋代对民事诉讼十分重视外,各代均限制户婚田土之类的民事诉讼,鼓励通过民间调解解决纠纷。……体现了国家对民间的血缘或基层地域组织及乡绅、族长等地方势力的重视。"这里的"国家重视",除了表现为国家一般的提倡、鼓励和支持之外。

风景独好 人文更佳——绝版的官溪

官溪,厚重而美丽的江南古村。这个坐落在浙赣边界,从沧海桑田中一路走来,以胡氏聚族而居的江西玉山县仙岩镇的一个血缘村落,独出心裁的村落布局、精致典型的宗祠庙宇、厚积广流的宗族遗传、崇文尚学的书香气息,透着诉不尽的历史,散发出浓厚的文化气息。一个绝版的官溪就这样真实地呈现于世人,令多少人流连于这古风古韵的街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