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中国理想人格探讨

首先,对传统的理想人格作了新的挖掘与剖析。对传统理想人格的分析,有着两种流行的观点:一是以儒家人格代表了传统人格;二是以儒道互补的人格为传统人格。作者以较为全面的分析,超越了这两种相对片面的人格论。认为在先秦时代,诸子各有其独具特色的理想人格的见解,如道家的“自然无为的的顺天人格”、墨家的“

读《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

朱义禄所著的《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中国理想人格探讨》一书,以理想人格为探讨问题的中心,以分析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论为主线。力图依照历史演变与人格替代关系的大思路,为读者勾画出一幅清晰的人格画面。基于这种研究意图,他在三方面展开了自己的论述:为了回答何为健康人格而理清了人格论的理论线索;为了回答现代人格有无传统根基而详尽分析了中国传统人格论;

中国古代圣贤人格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犹如每个原始部落都有其图腾一样,任何文明民族也都有其理想人格作为其文化精神之表征.因此,不论是探索民族文化精神之源流,还是弘扬民族文化之精华,都离不开对民族理想人格的理解和分析.古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是一种圣贤人格.两千多年来,在历代以儒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美化中,其形象不断被完善,其地位代代升高,由古人成圣人,由圣人而及天理,由外在的典范而成为内在人性,直至被抬到宇宙本体的高度.至此,它就不仅是个体趋达的人生理想,而且成了安置于人性之中的监控个体行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东方世俗之神1、上帝之子神话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早记载,作为民族文化精神表征的理想人格也就深深地扎根在这种原始精神的土壤之中.在远古神话里,人们渴望不受时空限制,时时与神交往,受神的庇护.

论青年毛泽东的圣贤人格观

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在进行一个严肃的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自幼爱看历史小说和伟人传记的毛泽东,被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所吸引,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只有出一批“奇杰”、“伟士”,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拯斯民于水火。进入湖南一师之后,他受到杨昌济等人关于圣贤豪杰的思想教育,立志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从而在其早期人格中曾受到圣贤人格精神的影响。

《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发展》一书出版

我校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朱义禄,继《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之后,推出又一部力作——《从圣贤人格到全面友展》。该书不再局限于儒家,而是从宏观上探讨中国理想人格的专著。其中既有对传统人格中独占鳌头的儒家人格的审视,又有对墨、道、法及佛、道两教理想人格的透察。于传统人格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氛围里所发生的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裂变。

梁漱溟对儒家圣贤人格说的现代重构

梁漱溟将“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解决首先寄托在对大众具有精神感召力、能担当感化人生向上、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使命的圣贤人格造成上。他融合儒家和现代生命哲学思想，对儒家式的圣贤人格进行了理论重构，提出这种人格应具有思想力、能明辨是非，有真性情，为求真理而力行，富有创造力、意志力、宽容心。人格的道德追求已由传统的“至善”转换为“生命流畅”。他结合乡村建设实践，探讨了通过圣贤特质的人格范导功能，影响大众人格境界提高的人格培养模式。就现代人仍需要通过现实的模范体现的理想人格境界作为人生范式和价值取向导引来看，粱漱溟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益的启示。

塑“圣贤”与养“新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的人学思想

在内外交迫的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家们为救国于水火开出了各种方案,但其最终落脚点皆求之于对国民的改造之上。不过,由于旧学之濡染与新时代之要求,使他们的人学思想呈现出新旧两个面相。他们一方面借助于传统儒学中的圣贤人格而重塑符合新时代之要求的理想人格,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主张塑造新民。他们的主张蔚为一代社会思潮,影响极为深远。

教师人格和教师理想人格探析

从人格和教师人格的内涵入手,阐明了在词源和人格的研究上中西方的差异;运用历史的方法,探讨了中国古代教师对理想人格——圣贤人格的理解与追求;论述了中国当代教师模范人格的价值导向功能;回答了什么是当代教师最高理想人格及它与圣贤人格的差异,与模范人格在层次上的差异。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及政治人格的意义

人治与法治之争议的关键在于两者的权威谁为至上，而不是以法治来取消人治，抑或以人治来取消法治。现代社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人格权威置于法治权威之下，但法治社会留给政治人格活动的空间仍然是相当宽绰的。一个国家只有以完备的法律制度来确保优秀人格进入政治权力核心，并把昏庸腐败人格淘汰出局，才能达到政通人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之一:儒家的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协同发展,各民族文化共同融合形成。这种文化有显著的多元化色彩,文化人格中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而其中,中国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圣贤人格”,求“仁”,讲“礼”,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为了塑造“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济世”抱负的伟大人格。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王阳明道德修养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师,道德修养理论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从初学到成圣,王阳明经过了独特的心路历程,也形成了自己的圣人观;他的心性论构成了其道德修养思想的理论基础;省察克治、事上磨练、知行合一等构成了其道德修养思想的主要路径与方法。

《弟子规》诚信教育内涵及其特色

《弟子规》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蒙学读本,一经成书便被广为推行,历经数百年,后虽有沉寂,但在20世纪末,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归又越来越受到热捧。诚信是《弟子规》伦理系统中之有机部分,其内涵与特色,足以解释作为童蒙读物,何以能在现代社会广为流传的原因。

论梁启超的“新民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结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902年到1906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20篇论文,以《新民说》

代圣人立心——孟子“《诗》教”的特征分析

“《诗》教”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始终。先秦儒家“《诗》教”作为其源头,对儒家“《诗》教”的发展具有奠基的作用。其中,孟子的“《诗》教”受到“圣贤救世”的历史观和“诗言志”的《诗》学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代圣人立心”的特点。具体地说,就是以“温柔敦厚而不愚”为目标,选择有关圣贤王道的诗章作为教育内容,并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方法论。

尊理向圣:朱熹德育思想的逻辑进路

朱熹的德育思想体系以尊理为其内核,圣贤人格则作为目标指引和价值旨趣,其基于人性论的假设,树立了圣贤气象的生命风标,主张通过格物穷理和主敬存养的自我修养、启发引导的施教之法以及践履力行的评估之策,在变化气质中复明善之本性。借鉴和吸收其德育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学校德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所裨益。

先秦儒家思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专业化、市场化趋势愈加凸显。大学教育在取得解决高考难题,培养创新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滋生了个人主义,人情冷漠、道德败坏等不良丑恶现象。在这一现实背景下,重新审视挖掘先秦儒家圣贤人格,主体际交往以及有耻且格等优秀思想文化,并将其融汇到当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之中,对矫正医治这些不良教育问题,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效性无疑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家文化中的理性自觉与精神超越

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知今、尽命的宗教情怀和成圣成贤的人格理想既是儒家哲学之核心观点，亦是儒家文化之根义所在，它们皆落于人之主体性上而显其理性自觉和精神超越。本文从义理蕴涵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了传统儒家了解自然，直面命运和安顿人生的独特理路，俾以彰显儒家文化之历史意蕴及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