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莲说》:圣贤气象与莲花意象的最美互见

《爱莲说》不仅是语文经典,也是文化经典,君子莲意象将中国文化的莲花审美推向全新的高度。周敦颐在世俗的阴柔女儿花、佛教的不染净土花的基础之上,发展了莲花的净德,发现了莲花的通直之德,以君子莲象征新儒学的理想人格。更为普遍的意义在于,理学的刚健君子莲与宋儒“圣贤气象”完美契合,它为宋儒的时代精神确立了一个雅俗共赏的象征符号,并演变为中国人为人、为学、为官时清通高洁理想境界的象征。

辽西早白垩世圣贤孔子鸟(Confuciusornis sanctus)飞行能力解析

发现于辽宁省西部的早白垩世湖相沉积岩地层的圣贤孔子鸟(Confuciusornis sanctus)骨架化石及其围绕的羽毛化石,呈现出鸟类飞行的早期演化特征:①圣贤孔子鸟的胸骨不发达,不发育龙骨突,标志着飞行能力弱,而现代善于飞行的鸟类的胸骨和龙骨突发达,附着的大块飞行肌肉可占体重20%以上。②圣贤孔子鸟的前肢具有3个灵活的手指,指爪大,呈镰刀状,更善于爬树,作为对比,现代善于飞行鸟类的前肢具有一组小翼羽,用于调节通过翅膀表面的气流,避免大攻角时发生失速,确保顺利起飞或降落。另一方面,圣贤孔子鸟也展现出某些进步的特征:①圣贤孔子鸟具有轻便而无牙齿的角质喙,用于啄食;仅有8节尾椎,末端有一个尾综骨,用于附着扇状尾羽,可提供关键的控制面,有利于随时控制飞行方向和速度(特别是在起飞和降落时);其明显膨大的肱骨近端具有一个卵形凹陷,推断是一种气囊系统构造,减轻了骨架的结构重量。②圣贤孔子鸟拥有发达的羽毛系统,几乎和现代飞行鸟类相同,十分有利于飞行。圣贤孔子鸟的翼形属于宽短形,与现代雉类相似,反映它们的飞行方式很可能相同。

杭州碑林《宋高宗御题孔子及七十二圣贤像》石刻研究

杭州孔庙碑林博物馆藏《宋高宗御题孔子及七十二圣贤像》石刻,由宋高宗赵构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敕令立石于国子监。刻石以宋高宗御制小楷序文始,下及孔子与七十二弟子御书赞辞,以白描阴线单刻的手法呈现人物图像,线条紧劲连绵,气息文雅,传为李公麟所绘。刻石制作精良,其图式更成为明代及以后诸多孔子及弟子圣贤像效法的范本。本文文史资料依据历代史料、画论著录等;图像资料则包括各博物馆藏相关孔子及弟子圣贤像图卷、刻本,归于李公麟名下的作品和其他白描人物传世作品等。通过对文史资料的梳理和图像资料的对比分析,以期完善对《宋高宗御题孔子及七十二圣贤像》刻石本身的研究考订,并开启与之相关的宋代白描人物模式源流的探索。

吴圣贤治疗气虚型头晕经验

部分头晕患者表现为慢性持续性的非特异性头晕,没有剧烈的视物旋转、恶心呕吐,而是以头晕昏沉,神疲乏力,耳鸣眼花,记忆力下降等气虚症状为主,吴圣贤教授认为此类头晕多属于气虚型头晕。其中医病机除了元气不足,清窍不利之外还有“虚气留滞”和情志致郁,使气机郁滞闭塞进而清阳不升,自拟“补气醒脑汤”治疗此类头晕,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论圣贤精神在古琴文化艺术中的根脉性作用

古琴文化艺术根植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的圣贤精神为古琴文化艺术注入了人文情怀、赋予了思想理念、提供了精神指引。反过来,古琴文化艺术又演绎诠释着圣贤精神,将圣贤的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以琴曲予以呈现,使古琴艺术与圣贤精神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古琴文化艺术,随圣贤精神的根系伸展而生长,是圣贤精神孕育出的艺术之花。

圣贤的敦煌

在读书人心里,敦煌是圣贤一样的存在,虽然从没有人说过——不到敦煌心不甘。我会记住二〇二四年秋天的这个日子,从武汉乘高铁到兰州,再换乘夜行列车,于凌晨六点左右,走出火车站,第一次踏上敦煌大地那一刻,非常像前人所说: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昨夜到边城。近二十年来,我迷上了考古,特别是两周时期的青铜重器。

王阳明:做圣贤,不妨碍我做大侠

你肯定听过“知行合一”吧,而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王阳明,何许人也?在大学者梁启超口中,中国数千年历史只出了两个半圣人,第一个是孔子,另一个便是王阳明,还有半个是我们讲过的曾国藩。而在民间,他被称为500年来第一牛人。那么,这位牛人究竟是怎么练成的?

从“圣贤救世”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一个生动体现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抱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但因为没有确立唯物史观,他把“宇宙之真理”视为历史发展的本源,把“圣贤英雄”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力求锻造“三不朽”高尚人格,担当“圣贤救世”的使命,通过“变化民质”改造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在长期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政治本质和理想信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道德修养理论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科学阐述并带领全党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毛泽东在“第二个结合”上的一个生动体现。

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两个向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精神沃土。作为传统理想人格的象征,“圣贤”与“英雄”撷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蕴历史发展特色,不断书写着民族精神辉煌。原初“圣贤”为神权、王权混合产物,表达着上古文化建构时期的国家政治理想,其垂教后世,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情结。“英雄”作为人格褒词,是汉代大一统文化建构形成之后的思想创新,表达了冲破门阀观念的时代愿望。圣贤借助法统力量,意重道德层面的感召;英雄具有民间特性,意在危难之时的匡救。圣贤文化与英雄文化通过不同视野,阐发各自对社会与人生的理想认知,形成了不同的话语体系,二者融通交互,促进文明理性升华。特别是圣贤文化本初意蕴的回归、英雄文化人民性的凸显,使得理想人格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践性,进而成为民族精神中引领人心、涵养气概、提升境界、激励奋进的力量。深入发掘圣贤情结与英雄精神的文化底蕴,分析传统理想人格内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传承的历史脉络,也能为当下“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提供文化借鉴的依据和助推动力。

神圣与世俗的交汇:作为媒介的圣贤祠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圣贤祠是用于祭祀圣贤的建筑物,在传统社会“庙学合一”的教育制度下,与教学空间共同组合构成了学校建筑的基本形态。作为物质性的空间媒介,圣贤祠在教化实践中并不仅仅扮演着“工具性”或是“空介质”的角色,而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媒介参与进了教化实践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圣贤祠以其作为视觉媒介的“可见性”“观看者解读”等特性以及作为房屋媒介拥有“准入机制”和“地方性”、“邻近性”等特性,影响甚至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实践本身。

佛教圣贤观刍议

圣贤也是佛教的最高理想人格。佛教圣贤人格具有很多独特性。从慈悲、智慧、志愿和修证四大角度来看:佛教圣贤的慈悲,重在与乐拔苦;佛教圣贤的智慧,重在了悟真谛;佛教圣贤的志愿,强调普度众生;佛教圣贤的修证,需要修行乃达。佛教圣贤人格和儒家圣贤人格比较,也是有同有异。佛教圣贤观的研究有着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近世东亚的圣贤像及其成圣工夫论——基于阳明、退溪的中韩比较论

本文以王阳明、李退溪的圣贤像及其成圣工夫论为线索,从比较思想史的角度对中、韩两国历史上理想人格的塑造及其异同关系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退溪强调的是圣人之学,而阳明强调的圣人之志。所以阳明的成圣工夫论凸显的是个体的主体性、随遇成务的灵活性,而退溪的成圣工夫论凸显的则是君国的主体性、以敬为主的真实性。与忽视知识论、重视实践论和意志论的阳明的成圣工夫论不同,退溪的《圣学十图》可以说是儒家知识论与道德论、实践论的完美统一。若从政治学意义上说,阳明的圣人观可谓德性实践的、平等的圣人观,而退溪的圣人观则是德性知识的、精英的圣人观。

圣贤与豪侠——燕赵人格精神探析

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了历史审视。张平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唤起河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必将对河北文化建设进而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内源性推动作用；梁世和认为,燕赵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了既追求圣贤之学又充溢豪侠之气的"圣贤-豪侠"人格,这一人格兼顾内圣与外王,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颇相契合；郝晏荣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面临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燕赵人文精神呈疲惫与断层之势,并未完成历史自觉意识与社会理性观念的建构；冯小红和纪兴从人文精神与地域经济近代化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在近代河北高阳织布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当地独特的人文精神起了决定作用；樊孝东以传统知识分子史梦兰为个案,对其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囿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政教囹圄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史梦兰弃仕归隐、闭门笃学既是个人的无奈,更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矛盾宿命。

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

所谓圣贤气象,即圣贤风度、圣贤风范,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宋代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辑录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圣人的著述,首次专门论述了“圣贤气象”,“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值得珍视。在该书该卷中,肯定了历史上的十五人为圣人,具有圣贤气象,同时把大批历史人物排斥于圣人和圣贤气象之外。其划分是否圣人、有无圣贤气象的标准,主要是看他是否求道、明理、循理。道、理就是规律。旧圣贤气象观,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在研究借鉴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立足未来发展,大力倡导新圣贤气象。新圣贤气象的核心,是既科学务实,又文明远大。

圣贤气象与宋儒的价值关怀

宋儒推崇圣贤气象,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圣贤气象"体现的价值关怀,既要求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活动;同时也追求老庄道家、魏晋名士的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精神超越。

“述而不作”与“圣贤”神话

被视为"天纵之圣"且"多能"的孔子,究竟缘何"述而不作"?释读的关键在于"述""作"的意义。本文从礼乐仪式语境和文字考古来追寻"述""作"初义对"述而不作"的潜在规约。"述""作"原本都深深根源于口传文化祝祷神灵的仪式语境,而后引申为撰述和创作,但各有倚重,"述"偏于卜筮祝祷技艺和仪式性言行信守与遵循、践行;而"作"偏于契刻、铭刻、建造等仪式性制作传统。"述作"的关键性区别在于述作主体知晓神圣启示的能力差异。孔子时代,主导性知识传承方式依旧是口述和礼乐仪式。"述而不作"与孔圣"作春秋"的矛盾与辩驳,既是孔子被神圣化的裂隙见证,同时也保留了"述作"本有的神话仪式规约力量。从神话历史大传统中脱颖而出的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始终难以完全脱离神圣信仰下的神话编码与言说方式。

论“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的思想脉络

魏晋"名士风度"与宋代"圣贤气象"是不同的理想人格类型,它们在价值取向、思想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但是,它们均是古代士大夫人生哲学的体现,故而在士大夫主体意识、名教可乐、性情结构、超越境界等问题上有诸多共同点,着重论述了二者承传发展的关系与思想逻辑的脉络。

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

我们不能简单指责王阳明"圣贤有分"说在客观上为宗法等级制度建立了一种合理性,而应该看到,这种家长制的国家恰恰是阳明学说的既定前提。因而,阳明圣贤有分说的现代价值,并不在于它能产生出某些高出一切、领导一切的见道者,然后再由这种见道者随波逐浪的道德显现,把我们引领着走向民主、科学之路;相反,在消除了等级制度并确立了法律之"分"的今天,圣贤有分说完全可以成就一种"匹夫道德",让人们在各尽其能各负其责的普遍自觉行动中,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质,又保有道德的立体自由独立性。唯有这种纵横交织的格局,儒学才有可能为自身开辟出融入当代生活的道路。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