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农民精神富有的目标指向、现实困境与实现进路

在乡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顶梁柱。不断丰富其精神世界,增强其精神力量,实现其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指征。对于在乡农民群众而言,精神富有即意味着要做有用人,确证自身的生命价值;无烦心事,寻求内心的洒脱平静;践高尚行,进行生动的精神创造。但在诸多利好条件下,还有一些在乡农民群众对精神世界的认知不甚清晰,其精神生活本身也面临重重挑战,其实现环体和介体也还都有待改善。因此,只有精准调适在乡农民的思想观念,大力改善在乡农民的生活条件,加强面向在乡农民的文化供给,才能真正助力在乡农民群众精神富有的逐步实现。

从“文化下乡”到“文化在乡”转变的重要价值与实现路径——以乡村文化振兴的视角

从“文化下乡”到“文化在乡”转变的命题,符合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发展要求。从“文化下乡”到“文化在乡”转变表现在外来式到内生式的转变、农民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转变、短效育人到长效育人的转变,重要价值体现在推进乡村文化自觉自信、激发农民文化主体性、彰显和美乡村时代图景,实现路径可以通过文化设施和服务完善、乡村文化人才振兴和乡村文化数字化推动“文化下乡”到“文化在乡”的转变。

从“返乡”到“在乡”:基于乡愁的乡村教育观念反思

知识分子在乡愁的驱使下以危机叙事和理想化叙事分别书写着乡村的现在和过去,进而将乡村教育视作拯救或重建乡村社会文化的工具,建构出教育返乡观念。此观念肇始于修复型乡愁,其思路重在"返",但从学理逻辑和现实情况来看,它缺乏反思性、批判意识和现实感。我们倡导反思型乡愁及其对应的教育在乡观念,其思路重在"乡"。主张厘清传统乡村教育价值与当前乡村教育发展两大问题域;从乡民的教育需求出发,走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之路;从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出发,走乡村教育特色化发展之路;从乡村内部的差异出发,走乡村教育多元化发展之路。

乡村学校“在乡性”的危机与应对--以“乡村文化教育”作为一种应对战略

当在乡性被制度变迁被迫改写时,必须找到一条替代性的教育方案。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昔日村小盲目的眷念,而是把这种眷念转化为一种文化学的教育主张。让乡村学校离土不离乡的唯一方法,是用“文化的在乡性”取代“物理的在乡性”。如果文化的在乡性是城乡教育并轨的应对理论,那么乡村文化教育则是实现这一理论主张的教育战略。乡村文化教育原本就是乡村学校的自然属性和教育特色,但在新的离乡办学的背景之下,则必须上升为战略性的制度行为。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取向与“在乡农民”形象

新世纪乡土小说以留守乡村的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在乡农民"形象,虽然鲜有影响较大的"典型",但其形象群落比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丰富和复杂,有美善的传统"乡村好人",有初步获得现代性的"新农民",有罹患国民劣根性顽疾的"无公德的个人",也有不少人性扭曲没有道德底线的"乡村恶人"。这些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的农民形象的出现,既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产物,也是新世纪乡土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洞察生活的艺术感悟力,透析农民文化人格裂变的艺术创造与乡村想象。

日本军国主义的基层组织——“帝国在乡军人会”

1910年,在田中义一策划和组织下成立的退伍军人组织"帝国在乡军人会"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社会团体,其作用就是通过军队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将武士道、军人精神和军队编制原理贯彻到全社会,把日本建立成"兵营式国家",从而为发动侵略战争确立社会基础。

在乡青年与新农村建设——基于湖南M镇的调查

在对湖南M镇的在乡青年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分析了在乡青年的教育、文化生活、物质生活满意度及他人眼中的在乡青年等情况。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对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政治和公共领域,在乡青年有着不同的认知和期望,对新农村建设的态度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新世纪“底层写作”对在乡农民的生存观照

新世纪文坛上"底层写作"日趋兴盛,对"在乡农民"生存状况的观照和深刻揭示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亮点。对个体在乡农民的物质和精神困境的展示,主要体现在精神愚昧的时代特征、城乡差异以及新的干群关系冲突等方面,让读者看到了新世纪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和悲悯情怀。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在乡青年的政治认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乡青年的政治认知水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各级组织要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在乡青年的政治认知水平,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汕尾市在乡复退军人精神疾病患者现状调查分析

目的掌握汕尾市在乡复退军人精神疾病患者的现状，为进一步做好复退军人精神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CCMD-3为诊断标准，采用《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为评定标准，采用自编复退军人精神疾病现状调查表及BPRS、SDSS、ADL量表为调查和测评工具，对汕尾市符合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疾病评残条件的在乡复退军人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评定和调查。结果共评定和调查71人，其中精神分裂症59例（占83％），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9例（占13％），心境障碍3例（占4％）；残疾等级三级2例（3％），四级23例（33％），五级37例（52％），六级9例（12％）；已婚18例（25％），单亲家庭53例（75％）；独自生活无人照料者2l例（30％）；66例（93％）必需坚持终身服药治疗，其中41例（58％）病情严重必需住院治疗；评定期间41例（58％）在服药治疗（22例在住院治疗，19例在家服药治疗），其中38例（93％）服用的是一种或多种价格低廉、副作用大的传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3例（7％）服用的是传统抗精神病药合并小剂量维思通（1～2mg／日）治疗；23例（32％）合并一种或一种以上躯体疾病。结论复退军人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状况、疾病状态、治疗情况不容乐观，对这部分患者必需采取综合措施进行妥善的安置和治疗。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乡军人与日本社会动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乡军人是日本陆军战斗人员的重要构成部分,产生于近代日本预备兵役制度。作为近代日本军方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在乡军人的召集与在乡军人会的活动,逐渐被嵌入备战总动员体制,成为日本法西斯分子遂行战争的羽翼,尤其在1931年后它成为领导国防妇人会、青年团等战争后援团体的核心,扮演了日本侵华战争推动者与参与者的角色。但战争规模扩大化带来的过度动员最终压垮有限的国力,庞大的动员体系也随战败的到来而土崩瓦解。

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

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新乡贤"一词被提出并引发了众多讨论。文章在考察新乡贤的历史渊源之后,提出应着重强调其"在乡性"、资财、知识与道德。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在目前乡村价值规范体系坍塌的情况下,新乡贤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乡邻,以道义整合利益,发展出在新时代下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在此基础上,为乡民提供一套行动准则,实现乡村治理由"主体到规则"的转变,进而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与此同时,需要规避一些可能出现的认知偏误:首先,新乡贤不应是"现代化治理"的主体,而是起到助力作用,乡村治理的主体应是乡民;其次,"新乡贤"是可以促进和催化的,但绝不能"培育";最后,通过建立完善、规范的约束制度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并发挥"同乡会""团拜会"与各种仪式性活动的优势来培育新乡贤的作用环境。

从“权力下乡”到“权力在乡”--滇越边境瑶族村治变迁实证研究

滇越边境瑶族村治变迁交织着国家送"权力下乡"改造瑶族和瑶族融变并使"权力在乡"的双重过程。国家一体化构建力量打破瑶族传统生活逻辑,逐渐将瑶族乡村转型为法治型的草根民主社会。但在该历程中,瑶民自我发展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国家权力代理人富民意识的弱化,使瑶区村治主体间的利益纷争成为现实,阻碍着国家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改造应当回到村民这个主体上,让权力真正下放并让位于乡民,形成乡民主导村治权和国家实施乡民自治权的行为模式,中国的乡村治理才能步入良性理路,并实现富民固边和固边强国的国家意志。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价值迷思

新世纪乡土小说根据书写场域的变换可以分为"在乡"、"进城"和"返乡"三种典型的叙事模式。"在乡"叙事对乡村的封建意识和权力政治进行批判,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文明的热切向往;"进城"叙事关注农民离乡进城的生存状态,城市又成为罪恶的渊薮,透露出对乡村的浪漫怀想与回归传统的强烈意识;而再次由城到乡的"返乡"叙事则揭示了市场观念冲击下乡村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没落,在城市中殷殷展望的可爱家园又温情不再。当文学对象在"乡村-城市-乡村"之间发生转换后,三类叙事对城乡的想象所出现的悖论性书写,以及作家对城乡的情感向度所发生的钟摆式摇晃,反映出社会和文化心理方面的诸多影响因素。

在乡农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

当前中国的农民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农民工群体,他们进城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但在城镇没有稳定的工作、居所和社会保障。[1]另一类是在乡农民群体,他们生活、居住在农村,或从事农业生产及兼业,或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或是在农村退养。农民工群体的生活轨迹和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庄之外,对农村的影响主要在经济方面,不在农村政治和社会层面。因此,在乡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群体。

“在乡的江湖”:近现代冀南乡村梅花拳的组织传统考察

近现代冀南乡村灾乱频发,流民现象周期性出现,梅花拳以师门、教门为纽带,自觉建构地方社会秩序并努力维持,由此形成了"在乡的江湖"的社会空间。梅花拳精英通过对"天地君亲师"等符号的活用,贴近国家礼治话语,在对自身体系予以神圣建构的同时,操持乡村社区公益,体现出地方尚武习俗与信仰活动的相互嵌入,可以视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礼治传统的一部分。"在乡的江湖"的凸显,是近现代以来国家力量介入乡村程度日益加深、农民的社会流动加速的一种文化反映。循此路径,或有助于推进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理解。

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路径转向

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由来已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基于不同互动路径所形成的互动特点,虽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但都呈现出“传媒在乡”的特征,即强调乡村社会是接纳大众传媒的空间、突出大众传媒为乡村社会提供传播策略。但乡村并非孤立的社会存在,应将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的互动释放于乡村社会外的社会空间,关注历时性的动态过程,从而实现“传媒下乡”的路径转向。

洪垣与地方社会:晚明徽州官僚的在乡生活

作为晚明徽州官僚之一的洪垣,落职之后,在婺源乡间长期生活,对当时婺源乃至徽州地方社会都有所影响。尽管受制于在乡时期的多种因素,洪垣并没有全面卷入地方,但在某些事务当中超越了地方性,其生活代表着当时徽州在乡官僚的一种行为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洪垣个人的乡居生活史,不仅是晚明徽州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亦体现出晚明社会当中不同地区在乡官僚的生活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