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前中国东北朝鲜人社会与在日朝鲜人社会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中日两国朝鲜人社会形成于20世纪10～20年代。其后，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广开水田，并营造了典型的农村型社会，其阶级属性仍属农民阶级；移居到日本的朝鲜人，则被纳入到日本各地的近代化工业体系中，成为城市雇佣工人，形成了典型的都市型社会。当今中国朝鲜族和在日朝鲜人社会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可以在两个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找到原因。

浅析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认同危机──兼论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

在日朝鲜人与中国朝鲜族同样是朝鲜民族的后裔,与中国朝鲜族协调统一的多重认同有所不同的是,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认同没有得到清晰的整理。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外国人",使在日朝鲜人在处理国籍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处于两难困境。加之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在日朝鲜人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三八线",更造成了他们选择国籍、归属于哪一方的心理混乱和痛苦,以至于内部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及归属的多元化,他们对朝鲜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日益淡薄。

《日本国籍法》对在日朝鲜人的作用

2010年是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一百周年。在"日韩合并"到二战结束之后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日本根据"日韩合并条约"和"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先后两次剥夺了朝鲜人的国籍,进行了人权侵害。21世纪前后,《日本国籍法》的两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日朝鲜人的人格和权益。

在日留学生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研究

良好的中国海外形象建构,应该包括积极的中国形象宣传、客观的中国形象展示和内在的中国形象提升等多个方面。通过留学生宣传和展示中国形象的渠道应该引起足够重视。需要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在留学政策方面"引导"、"鼓励"与"服务"相结合,加强对留学生的教育、监督和扶助,保障学生留学安全的同时,引导他们为良好的中国海外形象建设服务。中国的海外形象提升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发展程度、海外形象唇齿相依。

夹缝求存:在日中国人研究(1858-1871)

1858年日本与欧美诸国先后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大体构建了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近代条约体系。由此直到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在日中国人一直以“无条约国民”的身份生活在开港后的日本。为了寻求出路,他们往往通过借用欧美商馆名义或受雇于欧美商馆等形式获得合法的居留和贸易权利,因身份而受到多重限制和双重管理是当时在日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通过对这一时段在日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及其管理问题的历史考察,既可加深对日本华侨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解,也可为深入研究近代中日关系提供线索。

“民族”和“语言”双重束缚下“在日”文学的现状与走向

"在日"文学是指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期(1910~1945)来到日本或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人主要用"日语"创作的文学总称。这些文学围绕着1945年8月5日朝鲜"解放"后仍残留于日本的朝鲜人不回国的理由、战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状况以及日本社会存在着的"民族(朝鲜人)差别"等问题,追问自我民族身份而创作的小说、诗歌和短歌等。以最初获得芥川奖的李恢成为首,"在日"作家历经第一世代(朝鲜半岛出生)、第二世代(日本出生)、第三·第四世代(父母及作家本人均日本出生)四个文学世代的历史,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战后70多年的当今,"在日"文学如何坚守自我的民族身份,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又将走向何方等,伴随着第一世代文学者的相继故去,第三、第四世代文学者肩负着重要的课题。

在日留学生网络依存与紧张感社会支持等的相关研究

了解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网络依存与紧张度、精神支持等因素的关系方法:在日本樱美林大学的中国籍留学生中随机抽取148人,用网络成瘾问卷、紧张感问卷、紧张反应问卷以及社会支持问卷等对样本进行团体施测。结果: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网络成瘾比例显著超过日本大学生。留学生的紧张感与网络依存度没有直接关系,说明紧张感与网络依存之间尚有其他中介因子存在。留学生网络成瘾组与正常组没有显著差异,说明陷入网络依存的原因复杂,单纯对依存者的个性加以规定是片面的。

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前后,大量明人移居日本。这些住在日本的明人,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他们为时代所推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之中。文中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考察在日明人这一特殊团体在战争前后的活动状况,以窥见当时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人员往来与迥然不同的归属意识。

浅析在日朝鲜人的国籍问题

在日本,外国人是通过"归化"而取得国籍。20世纪中期以来,在日朝鲜人在国籍问题上受到过日本政府的不平等待遇,到21世纪同样面临着"归化"的严峻考验。日本的"归化"需要民主化、法制化和人格化,以切实保障在日朝鲜人的权利。

在日华人留学生状况研究(1896～1911年)

清末在日华人留学生的教育问题是在日华人留学生教育史上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历史背景、教育学校、教育管理入手来探讨该时期在日华人留学生教育的特征和作用。

略论在日朝鲜人社会的形成

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历史上曾有过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但是,近现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迫使众多朝鲜农民东渡日本,他们长期居住于此而形成为"在日朝鲜人"这一少数民族群体。本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朝鲜半岛农民东渡日本的时期、途径及其特点,指出了在日朝鲜人形成的不可避免性。

在日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状况的考察

留学生是跨文化适应的常见主体之一。本研究以136名在日本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尝试从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及学术适应三个维度对其生活和学习状况进行较全面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日华侨的政治态度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华侨都是中国在海外的重要政治和经济力量。事实证明,华侨的政治态度能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能左右中国政府制订的对华侨的政策,也能反映海外华人华侨政治上的普遍倾向。在日华侨中有一半以上是台湾籍华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在中国和平与台湾问题上,经历了从信任国民党到不信任国民党,从要求台湾自治又不希望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从观望共产党到支持共产党组织新政府的政治态度转变过程。

《旧金山和约》并非战后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

据一些中日历史资料记载,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是《旧金山和约》。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根据《日韩合并条约》剥夺了在日朝鲜人的朝鲜国籍并赋予其"日本国籍"。二战结束后,根据"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从《旧金山和约》生效之日起又一次剥夺了在日朝鲜人的"日本国籍"。因此,战后剥夺在日朝鲜人"日本国籍"的依据是"法务省民事局局长通报",并非《旧金山和约》。

中国留学生课题安全:国家安全的新课题——以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硕博论文为例

21世纪，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信息、文化等软实力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以往一些我们不曾注意的新问题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学生的研究课题涉及我国高度敏感领域。“中国留学生课题安全”新概念，正是顺应时代，为保护我国国家安全的新要求而提出的。

民族认同与在日朝鲜人社会发展走向

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认同基于朝鲜民族历史和文化,这对由朝鲜半岛东渡日本的第一代来说不成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日第一代"会越来越少,如今占据在日朝鲜人人口主流的是在日本出生的一代。尽管这一代的日本化程度在提高,但作为在日朝鲜人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有意无意地被区别于日本人,这种差别意识提醒其民族性,并从另一侧面促进其民族认同。此外,由于"在日本"这一特殊因素,及世代之间的经历不同,代沟和隔阂现象也更加明显。

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言语观

在英语居所有语种霸主地位已经确立这一现实背景下,在日中国留学生对自己母语汉语、日语和英语会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对这三种语言的认识、态度和信念并不会单纯地以个人的喜好来判定,必定会受到社会风潮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在日中国幼儿母亲的育儿压力特点及相关因素

目的:考察居住于日本的中国母亲的育儿状况及育儿压力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在日本关东圈内与配偶共同居住、育有0～6岁婴幼儿的中国母亲132名,用夫妻关系满足量表(Quali-ty Marriage Index,QMI)来测量夫妻关系满意程度(≥18分为夫妻关系良好组,<18分为夫妻关系不良组),用育儿压力量表考察中国母亲的育儿压力特点。结果:3个或3个以上孩子的母亲(n=7)的育儿压力低于拥有2个孩子的母亲(n=48)或1个孩子的母亲(n=77)[(60.14±15.46)vs.(87.29±19.79),(83.70±20.31);P=0.009,0.003];女孩母亲(n=62)的育儿压力低于男孩母亲(n=70)[(79.45±22.50)vs.(87.57±18.11);P=0.023]。夫妻关系不良组母亲(n=51)的育儿压力高的可能性比夫妻关系良好组母亲(n=81)高4.21倍;无职业母亲(n=59)的育儿压力高的可能性是有职业母亲(n=73)的2.63倍。结论:夫妻关系满意度、就职状况、孩子的数量及性别与在日中国人母亲的育儿压力相关,夫妻关系满意度高、有职业、孩子数量较多且为女孩的在日中国母亲育儿压力更低。

在日中国人的人口结构与时空分布状况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跨区域的人口迁移成为一种趋势,迁入日本生活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多,为了解在日本的中国人的人口结构与时空分布变化情况,本文以2010年、2015年日本国势调查统计的在日中国人数据为研究基础(不包括台湾地区)运用对比、定性评价等研究方法,对在日中国人的性别、年龄和就业结构,以及时空上的分布变化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在日中国人的总体人口总量以及男性和女性的规模均在不断扩大,性别比重女性高于男性,性别比出现增长的趋势,但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且较为明显;就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变;时空分布不均,各地区内部的在日中国人比重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密集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

基于中国在日资料进行民俗研究的可能性——聚焦明清访日海商相关记录

民俗学是将国家,或是国家内某地区的生产生活及其相关文化实态和特质作为主题,通过田野调查等手段获取传承资料,进而推进研究的。但是也有不少以旅行和贸易为目的造访的外国人,通过他们的观察记录,留下了他们认为奇异的风俗,成为了珍贵的民俗资料。此外,本国的民俗相关文物通过贸易等合法途径,或是由偷盗、掠夺等非法途径流向国外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而这些资料的存在往往被人们忽视。清代,中日间并未建立国交关系,但从大陆造访长崎的海商带来了生丝、砂糖、鹿皮、中药等产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赛龙舟、妈祖巡行等中华文化也传到了长崎,日本人和华侨也继承了这些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清代唯一一个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荷兰也留下了对清代海商的贸易、生活的记录。本论首要考察的是日本人对明末至清代造访日本的中国、荷兰海商的记录,以及访日欧洲海商和天主教传教士对清代海商的生活、信仰等民俗方面的记录。在此基础上,超出以往对一国或者一地区进行研究的民俗学,而对国际关系中某地区的生活特质进行探索,探寻新的民俗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