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治理效应:基于管理层在职消费视角

以在职消费为切入点,选取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在职消费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过度自信是其作用路径。当样本为非国有、聘请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所属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非制造业、非高科技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位于互联网发展较快城市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时,两者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

在职消费、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ESG表现——一个效率观的隐性激励视角

文章从企业ESG表现的角度出发,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职消费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职消费的增加会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支持效率观视角,而内部薪酬差距与在职消费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是相互替代的。通过细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方面的责任表现发现,在职消费主要提高了企业在社会方面的责任表现。同时,在职消费的增加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成立。此外,仅当在职消费在合理预期范围内时,在职消费才能够发挥其基于效率观的隐性激励效能。

高管在职消费对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调节视角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8—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构建高管在职消费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模型,并探究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正向促进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内部控制负向调节二者关系。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应重视高管在职消费这一隐性激励,同时建设合理适度的内部控制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外部治理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将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等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在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同时,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的溢出效应,企业则应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在职消费的影响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突破口。文章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2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会约束管理层在职消费行为。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非垄断行业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文章的创新点主要是从在职消费的视角,揭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及其在不同类型样本中的差异,丰富了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献。研究结论对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步实施与持续深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党建引领自律:党建入章与国企高管在职消费

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是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举措。文章通过手工搜集2015年至2019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党建入章”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2)对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3)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文化松紧度较高地区中更强。本研究首次从“党建入章”角度考察国有企业委托代理行为的影响机制,这夯实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为实现“党建入章”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解释和证据支持,同时也为如何更好地规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奠定了政策基础。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影响真实盈余管理吗?——基于超额在职消费的中介作用

从管理层治理视角出发,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董责险)、超额在职消费和真实盈余管理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内,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董责险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超额在职消费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董责险对真实盈余管理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超额在职消费在董责险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以及两职合一的企业中,董责险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加剧效应更为明显。

大股东股权质押、管理层薪酬与在职消费

文章以200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管理层薪酬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提高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且大股东质押的比例越高,管理层越有可能领取高薪酬;大股东股权质押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受到管理层在职消费的负面调节作用;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更有可能提高管理层的薪酬水平来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

在职消费激励、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水平——基于政企协同效应的视角

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从政企协同效应视角出发,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在职消费激励、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职消费激励与政府补贴均能促进企业创新,且二者之间存在协同效应,能够共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2)内部控制质量与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了在职消费激励、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3)在职消费激励与政府补贴的协同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强企业的创新水平。因此,企业应正视在职消费的激励效果,充分发挥政府补贴的积极效应,实现政企协同促进企业创新,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在职消费的供应链传染:谁更容易腐败?

企业间行为在供应链上的传染已经成为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内企业治理的重要问题。通过使用从中国上市公司收集的1893个配对的供应链上下游组态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与腐败相关的在职消费的供应链传染问题,探讨了企业在职消费是否受到供应链内同伴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游供应商在职消费对下游客户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反向影响路径则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单向的传染效应是供应商通过影响客户的企业管理文化、双方商业联结强度而形成的;同时,当客户的薪酬水平较高时,这一正向传染效应会减弱。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命脉,在国家经济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而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容易诱发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价值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发生会降低公司价值;(2)内部控制缓解了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国有企业在腐败治理中应重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构建“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从而提高企业价值。

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不同市场环境的分析视角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重点阐述高管概念、高管薪酬概念、高管在职消费概念以及过度投资概念,便于做出以下研究分析;第二部分将重点分析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选取2015—2021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以及过度投资之间存在的关系。通过相关假设及实证证明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呈现负向关系,高职在职消费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呈现正向关系,而市场化进程高低对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及过度投资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股权激励和审计费用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加剧了代理冲突,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由于事务所在对被审计单位进行评估时会将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所以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可能会影响到审计费用。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增加审计费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股权激励负向调节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大;在国有企业中,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超额在职消费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大。

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治理研究——薪酬激励与企业扩张的视角

国有企业的运行情况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国有企业发展期间,应不断提升高管的思想觉悟,保证高管工作的有效开展。本文针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治理问题进行研究,从国有企业的薪酬激励制度与企业扩张等角度出发,论述高管在职消费的主要因素以及控制措施。

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以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2013—2020年国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的视角研究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示: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背景下分析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补充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建议国企进行混改使股权达到平衡,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

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代理观”与“效率观”的理论协调及其实证检验

为了协调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代理观＂与＂效率观＂二者间的矛盾,将在职消费分解为正常在职消费与超额在职消费,并基于薪酬替代理论构建测度超额在职消费的经验模型,采用2007年-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平行面板数据检验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显示,超额在职消费在现实中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其对企业价值会产生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在职消费中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的一种形式,在涉及高管薪酬激励及其业绩后果的相关问题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制度背景、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A股制造业为样本,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成正常、超额两部分,研究发现：以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为代表的制度背景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损害企业绩效,而正常在职消费则能显著提升公司业绩,证明调和在职消费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约束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力量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外在政治因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市场化程度、超额在职消费与盈余管理

基于在职消费效率观与代理观相融合的视角,将企业在职消费区分为正常在职消费与超额在职消费,以2012—2015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检验了两者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超额在职消费会引发企业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超额在职消费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所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

社会信用体系试点建设对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

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社会信用体系试点这一外生政策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试点建设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公司的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在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或独立董事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试点建设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

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产权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国外近年大量研究表明,薪酬激励并不必然解决代理问题,薪酬的制定与执行机制可能使其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管理层可能利用其权力影响甚至自定薪酬,从而寻租最终降低了薪酬的激励效用,中国的制度背景也为上述现象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于作为隐性薪酬的在职消费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股权分散和高管长期在位视角构建了管理层权力的综合计量指标,研究中运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是影响薪酬激励及其绩效的重要因素,我国要重视管理层权力及其引起的过度职务消费的治理问题,民营控股企业的内部权力治理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