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教育的地位变迁与新时代家庭教育价值重塑

重视家庭教育的地位、强调家长的教育权利和责任,自古以来就在我国法律中得到肯定和延续,这也是我国当前大力促进和支持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社会转型中,家庭教育遭遇部分职责为学校所替代、家长权威让位于专业人士、传统教育资源现代转换难等问题,家庭教育的地位渐趋弱化。进入新时代后,家庭教育的地位重新回归,并将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适应数字化学习型社会转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合作率与主导性视角的中国国际科研合作地位变迁研究

以2000—2021年中国国际合作的115万篇论文为基础,结合莱顿大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CWTS)研究领域与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基于合作率与主导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国际合作地位的变迁。研究发现,中国国际合作率变化不大,而主导性逐年增强,从双低象限(低主导性-低合作率)动态演变至双高象限(高主导性-高合作率)。在不同研究领域呈现不同的合作地位,且在70%的学科发生了合作地位的变迁。此外,中国与美、英、日等合作位于双高象限,而与法、荷、意等位于双低象限。中国与美国合作率最高,合作时科研主导性逐年增强,但合作率先升后降。中国应制定差异化的国际合作策略,以提高科技合作效率,深化合作程度,拓展科技合作。

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的地位变迁研究——成都龙泉洛带古镇的个案调查

关注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状况,有益于深化旅游对东道主女性影响研究和客家文化变迁研究。以四川龙泉洛带古镇为例,采取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法,综合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探究旅游发展下洛带古镇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迁状态、变迁特点和变迁原因。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影响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旅游对洛带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变迁影响强度大于社会地位变迁,且更易于被感知;旅游参与方式对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程度无明显影响;旅游影响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的原因集中表现在生计、自由空间和家庭分工的改变。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衰退与重建——以汉字的地位变迁为视角

东亚文化圈立根于魏晋,形成于隋唐,衰落于近代。在20世纪90年代后,又呈现出复兴之势。它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主要包括汉字、儒学、律令和汉传佛教四个要素。汉字作为其他三个要素的传播承载工具,在文化圈形成发展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汉字在文化圈中的地位变迁见证了文化圈从形成发展、衰退削弱到复兴重建的过程。东亚文化圈的复兴重建,有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为当今中国与日韩等国的合作种植了文化根基,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构建了文化平台。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妇女地位变迁研究的理论思路

妇女地位变迁研究的理论思路孙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ｓ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ｔｒｅ...

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是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也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时期。一方面,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原本就异常艰辛和曲折,到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武装侵略、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这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的进程无疑深刻地打上战争劫难的历史伤痕;另一方面,自20世纪以来逐渐觉醒并日益滂湃的中国民族意识、现代主权国家观念和思想潮流,在五千年文明蕴力的基础上形成了足以取得抗击任何外来侵略战争胜利、扭正中国社会发展航向并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震撼人心的浩然生命韧力和强力,这又是中国20世纪社会发展甚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历史上甚为关键、极为重要的一页。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作为20世纪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我们组织、约请了对抗日战争问题向有深入研究的魏宏运先生、王桧林先生、王建朗先生、荣维木先生,从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对中国社会转型、抗战中的中国与20世纪的国际外交体系的变动等角度,各自贡献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以表达作者和我刊对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在我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段历史的纪念和思考。

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

本文首先使用“地位落差”和“地位差距”概念阐述了转型期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状况,认为这一时期工人的社会地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在分析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的原因时,本文认为,重塑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既不是单纯的权力因素,也不是单纯的市场因素,而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的作用。

农民工地位变迁与社会融合

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上升流动对群体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以经济地位改善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上升流动,在遭遇城市偏好歧视和统计歧视背景下,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心理融合反而会下降。受到扭曲的农民工上升机制显示,进城前的家庭资源稀释效应使得先赋性因素严重影响进城后的上升流动,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促进上升流动并不显著,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主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回报率也相对要低。

明代两淮运学倡设中的盐商地位变迁

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子弟遭遇异地科考困境。为此,两淮山陕籍盐商、徽籍盐商合力多次通过盐场官员奏请创建盐场运学来解决这个问题,虽一再被朝廷否决,但终于万历十三年以山陕籍盐商子弟可凭"商籍"异地科考而获部分解决。未沾优惠的徽籍盐商被迫继续向明朝廷吁请创建运学,但因此举已不符实力强大的山陕籍盐商利益而遭遇掣肘,最终两淮运学即使在得到崇祯皇帝允可情况下仍不免创建未果。明代两淮运学倡设始末反映出两淮盐商在实力和地位上的两方面变化:一是明中叶以降,两淮盐商因整体实力的增强而使其政治地位逐渐得到提升,最终促使明廷出台举措解决其子弟异地科考问题;一是明代淮扬地区的盐商界是由山陕商人为主导的,尽管万历以后徽籍盐商实力大增,呈超越山陕籍盐商之势,但是,即便至明末山陕籍盐商在地位上仍不亚于徽籍盐商。

我国档案工作者历史地位变迁及当代角色的新定位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档案工作者就是"档案管理员"。这种思维定势影响了对档案工作职能的客观、准确的描述和确定,直接制约了档案工作功能的发挥。在新时代,了解档案工作者的过去。

明清时期泰山神祇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大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女性地位变迁与女性编辑略谈

女性地位往往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一个世纪前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曾感叹中国妇女的悲惨境地；而今天的西方女权主义者会惊奇地发现，现代中国的女性比其他国家的妇女有更多的自主权。她们带着自信与勇敢，驰骋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

浅论20世纪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变迁

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妇女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在这一百年里中国妇女的地位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尤其是第三阶段的变化发生在当代 。

从政治地位变迁看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图书出版业

从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广西省会城市的南迁和北归,不仅使桂林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对于桂林城市的图书出版事业产生了较大影响。省会北迁是抗战时期桂林图书出版事业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村治中家族势力的地位变迁

家族曾经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一直是政府乡村治理的直接和主要依托,并在各个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的家族已经由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转变成以情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共同体,家族势力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继续会因多种影响而进一步衰退。家族势力从农村治理中逐渐淡出是一种历史必然。

中美日在亚太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变迁

通过解构亚太国家(地区)主要制造业产品的增加值计算GH指数,分析中美日在亚太主要制造业价值链中的贡献以及地位变迁可以发现,中国对亚太价值链的影响力逐步增强,美国和日本对亚太国家(地区)的影响力削弱。在亚太制造业价值链中,中国的分工地位有较大提升,而美国和日本的分工地位则总体下降,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和印度制造业价值链中分工地位下降幅度较大,中国与美日在亚太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拉近。中国应积极参与亚太价值链重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升价值链地位。

西方音乐家职业的社会地位变迁初探——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音乐家的职业规律寻踪

西方音乐发展了几个世纪，从宗教走入世俗，从单一的音乐型转变为多样化音乐型，由单旋律音乐发展为复调音乐，进而向主题音乐迈进，每走一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这一过程中的任何发展变化都离不开西方音乐家的贡献。并且，伴随着音乐的内容风格以及精神上的转变，音乐家这一职业的性质以及社会地位也随之有着不小的变化。

城镇居民职业地位变迁的性别差异——基于全国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城镇居民职业地位变迁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是当前性别不平等的重要表现。通过对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本研究从职业类别、职称、管理级别、国家行政级别、主管/挂靠单位级别和单位类型等方面探讨了城镇居民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在职称的变动、管理位置的变动、行政级别的变动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较之女性具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职业地位变迁过程中,不同性别的居民还是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的,男性具有更大的优势。

从“南面之术”到“圣人之赜”——汉唐间《老子》地位变迁的再认识

汉唐期间是《老子》学说得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重要时期。汉人继承了韩非有关《老子》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的观点,在经学地位尚未巩固的西汉时代尤其是昭、宣之前,表现为对《老子》"南面之术"政治权谋的推崇;元、成之后,随着经学的昌明,儒学真正取得了"一尊"的地位,《老子》逐渐退居为强调"养性之福"的修身之术;魏晋时期,经学没落,玄学随之盛行,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对《老子》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辨,极大地深化了《老子》的思想内涵,通过援老入经,《老子》终于得以跻身于"正统"思想的行列;李唐皇帝为加强皇家权威的需要,尊崇老子,隆盛道教,《老子》逐步被"经术"化,置于诸经之首,成为科举必考之"大经",使《老子》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政治与社会影响上均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