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中的地位承认

长久以来,学者们试图从实力对比、国内政体、经济与安全依存以及国际制度特征等国际或国内层面的结构条件,来解释崛起国修改现状的要求和守成国的回应方式。这些视角局限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基于各自固定的物质利益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它们较少注意到在互动过程中,非物质偏好发挥的作用。国际地位正是一种伴随着国家间互动而产生和发生改变的偏好。本文强调,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和守成国都会格外偏好地位。由于崛起国需要守成国的认可才能获得地位,而地位本身又可以增进崛起国在国际博弈中的主动权,地位承认带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具体说来,守成国承认崛起国的地位将有助于崛起国成功地融入国际体系和拥护现状。相反,守成国拒绝承认或是错误认知崛起国的地位诉求则可能加剧矛盾甚至引起霸权竞争。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机制,本文对四个案例进行了考察,包括1870—1871年德国统一后确立大国地位、1896年英美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和解、英德霸权竞争的开端以及19世纪末英德在远东问题上的结盟谈判。这些案例突出了地位承认问题可以有力地塑造权力转移的结果。

崛起国为什么修正国际秩序

既有研究在探讨崛起国的国际秩序观时存在"崛起国偏见",把崛起国的行为或特征视作其修正主义政策的起源。作者认为,守成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回应是影响后者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变量。伴随崛起,地位追求开始成为崛起国的重要目标。"寻求承认式"维持现状政策与"自我赋予式"修正主义政策是崛起国追求地位的两种策略。守成国对崛起国的地位承认会强化后者的"寻求承认式"策略,使其继续维持现状政策;守成国的地位蔑视则会使崛起国转向"自我赋予式"的地位追求策略,引发其修正主义政策。梳理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对外关系史可以发现:西方列强对日本大国地位追求的回应是影响后者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因素。明确地位追求因素在影响崛起国实施修正主义或维持现状政策中的作用,既有利于打破国际关系研究中将崛起国僵化地设定为安全或物质利益最大化者的假定,也能为讨论中国快速发展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