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位群体内-外群体评价的差异效应特征

通过两个实验从内隐和外显两个层面考察低地位群体内-外群体评价的差异效应特征。实验1选择低地位群体大学生,采用加工分离程序考察其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内隐以及外显特质的评价;实验2采用任务分离范式,从内隐和外显两个层面考察低地位群体对内-外群体评价的差异效应特征。两个实验发现,在外显层面,低地位群体对外群体评价更高,表现为外群体偏好,但无内群体贬损;在内隐层面,能力维度的内-外群体评价的差异效应特征为外群体偏好和内群体贬损,而在热情维度则表现为外群体贬损,即低地位群体对内-外群体的评价模式出现了外显和内隐分离现象。两个实验共同说明低地位群体成员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评价具有内容多样性和心理水平的差异性。

农村阶层分化与“住房地位群体”

提高居住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是农民家庭的不懈追求。浙江农村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后,村庄内部出现剧烈的经济分层,宅基地的"福利分配、免费使用"机制被打破,"住房地位群体"所隐含的空间隔离逐渐出现并扩大。"住房地位群体"在模糊的社会位置差异中感知社会交往的区别,其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定型,农村阶层关系也没有发生根本性重组。但任由经济分化形塑出居住区隔和阶层排斥问题,却不是政府和群众所意愿。通过土地管理、乡村治理、村庄规划"三位一体"的村庄建设,可保障"大混小聚"的空间正义实现。

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

住房的最初功能是为人类提供一个遮风挡雨、驱寒保暖、安全稳定的居住场所。然而,在社会分层的社会里,住房就具有了地位符号和地位象征的含义。我国在市场化的房屋体制改革以后,房屋或房产已成为居民的重要财产,或成为资产,出租和出售房屋成为居民赢利的重要手段。于是,房屋所有者的经济地位含义就更为突出了,住房也成了转型时期城市"地位群体"的一种标志。

低地位群体的内/外群体偏好:基于SC-IAT的检验

使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对42名专业硕士生的内隐的内/外群体偏好进行测量,使用语义分化量表测量其外显的内/外群体偏好,探讨低地位群体的群体偏好状况。结果表明:⑴被试在内隐和外显测验中均表现出显著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好,其中外群体偏好的程度显著大于内群体偏好;群体偏好的外显测量结果与内隐测量结果相关不显著。⑵SC-IAT可以用来测量内隐群体偏好,低地位群体同时存在显著的内群体偏好与对高地位群体的外群体偏好。

社会政治稳定视阈下我国弱势地位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对矛盾。我国现在政治生活中,由于社会成员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就目前我国改革发展的形势看,解决好弱势地位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不仅有利于改革大局的稳定,也有利于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更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兴旺和发展。

高校处于不利地位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群体是高校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较一般学生有特殊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等，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特殊性。因此，应认真研究当前高校处于不利地位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方法、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转变观念、优化内容、创新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完善高校处于不利地位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新兴中产家庭中的视觉艺术——职业地位群体、抽象艺术与自我呈现

基于调查问卷数据、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的语境中阶级属性(教育背景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不是预测中产家庭艺术消费的有效指标,既无法用以预测个人家中拥有艺术品的数量,也不能预测其是否喜欢或拥有抽象艺术。在拥有抽象艺术方面,符号边界更大程度上存在于职业地位群体之间,但这种差异只体现在文化资本较高与较低的职业地位群体的两极。此外,消费抽象艺术可能并不用于标示社会地位、实现文化区分,高雅艺术不仅仅作为合法性品位而存在,受访者更多地强调抽象艺术能激发想象,在跟艺术客体的互动中与个人生活相联系并达到某种精神状态。这与新艺术社会学强调的回归审美及物质性相一致,进一步削弱了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相关论断。

品牌形象、参考群体和自我—品牌联结研究:基于群体地位和群体独特性的视角

研究表明,当品牌形象与内群体一致时或品牌形象与外群体不一致时,个体的自我一品牌联结较强。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参考群体特征的考察。基于群体的视角,通过两个实验,探索了群体地位和群体独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对于内群体而言,群体地位和群体独特性,会加强群体关联性品牌和自我一品牌联结之间的正向关系。第二,对于外群体而言,群体地位和群体独特性的影响和作用方向恰恰相反。即群体地位会削弱品牌的群体关联性和自我一品牌联结之间的负向关系,但是群体独特性则会强化品牌的群体关联性和自我一品牌联结之间的负向关系。

试论对高校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教师群体的激励

高校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教师群体主要是指高校的中低级职称教师（其中大部分是青年教师），其发展关系到高校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如何运用激励手段激发、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是当前高校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分析了高校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教师群体的需要层次，并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老年群体居住福利不平等研究——以北京为例

将居住福利界定为良好的客观居住条件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评价两方面。通过分析2016年"北京市老年人居住环境调查"数据,发现在老年群体内部,不同住房地位群体的居住福利存在着不平等。各群体居住福利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商品房户、回迁房户、私房户、保障房户和单位房户。单位房户、保障房户和私房户的居住福利水平较低,政府应将这3类群体的居住环境作为老年友好型环境建设的重点。建议政府保障与引导并重,分类制定居住福利政策,以解决不同老年群体的居住需求问题。

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通过匿名方式对北京市1552名流动儿童施测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问卷、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内群体认同测验与群体地位感测验,探讨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埘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内群体认同感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个体和群体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内群体情感认同及群体地位感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与内群体认知认同之间相关不显著。(2)个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通过降低流动儿童的群体地位感,进而间接地负向影响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3)群体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也存在直接显著的消极影响,并同时借助于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双重中介作用,间接地降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同伴群体构成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同伴群体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情境。学校中的同伴群体构成及其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长期以来是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共同探讨的一个研究主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者最初着眼于学校的同伴群体构成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后逐渐扩展到儿童社会性发展领域。研究发现,同伴群体构成有多种指标,同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种群构成、学习能力,以及同伴群体在某些情绪行为上的特征都会影响儿童个体的发展,不同同伴群体构成指标在影响儿童发展的方向、大小上存在差异,同时又受到儿童自身背景特征(种族、家庭背景、学业能力水平等)的调节而产生多样化的结果,反映出同伴群体构成本身的多样性和其效应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揭示了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前景。对于这种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者从家庭背景与资源、学校环境与条件、教师观念与行为、同伴互动与文化等多个视角入手,提出了理论解释,但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仍很不足。在未来研究中,建议加强对多元环境中调节因素的综合考察、加强追踪研究、深入开展内部机制研究;同时加强我国关于同伴群体构成的本土化研究,弥补当前研究的空缺,回应我国学生群体构成复杂多样的现实,为优化学校生源配置和环境创设提供科学借鉴。

基于群体视角下的群体关联性品牌研究

研究探讨了群体类型、群体特征对群体关联性品牌和自我-品牌联结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群体有别。对于内群体,群体关联性品牌会产生更强的自我-品牌联结;外群体却会产生削弱的作用。第二,群体认同较高或群体地位较高时,群体关联性品牌会产生较强的自我品牌联结。

群体关系结构特征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外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6-14岁（或7-15岁）的儿童;改革开放至今,流动儿童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3年,此规模已达到3 581万。城乡之间文化差异悬殊,流动儿童在社会适应方面面临着种种压力和困难。许多研究者认为流动严重影响了儿童的心理健康,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孤独、焦虑、抑郁等。

大学生微信群成员地位变化的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移动产业与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机移动客户端的普及,微信的使用愈发普遍,且大学校园里各种各样的微信群也愈加活跃。据调查,大学生在微信群中的不同互动行为将对其在微信群中的群体地位产生不同影响。本文选取四个典型的大学生微信群作为研究案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将有关群成员之间互动频次和互动对象的数据导入UCINET软件中,由此计算出微信群成员的中心度并绘制出微信群的社会网络图。本文还运用虚拟田野调查法对群成员之间的互动话语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对语意的揣摩及话语影响的推理揭示群成员地位变化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在由正式群体形成的微信群中,群体成员的地位变化有四种,分别是:第一种,由高群体地位向低群体地位流动;第二种,始终保持在高群体地位;第三种,由低群体地位向高群体地位流动;第四种,始终处于低群体地位。而在由非正式群体所形成的微信群中,群成员的地位则呈现出两种变化趋向:从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高地位者或继续维持本来的地位。本文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视角下,揭示导致大学生在微信群内群体地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互动基础的差异、微信群成员的社会资本迁移和文化资本的积累。最终,本文认为,大学生个体在微信群内积极与更多群成员发生互动可以建立与他们的联系,从而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获得地位的提升。先赋地位上有优势的群成员可以通过在互动内容中展示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从而使个人的行为符合身份的要求,得以继续维持地位优势。而没有先赋地位优势的群成员则可以通过积极回应、附和高地位者取得高自致地位,从而获得群体地位的提升。

增强金融业职工群体意识探微

增强金融业职工群体意识的必要性 所谓群体意识,是指职工对于企业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和共同荣誉的观念。它要求每个职工把个人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念、言行作风同企业联系起来,对企业有强烈的责任感、归属感、荣誉感和自豪感。它是社会规范在一个企业的具体化。金融业职工的群体意识与金融业的兴衰及职工的得失构成一个正比例的关系式。职工群体意识越强,则金融业越兴旺,

感知上级信任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双路径影响研究

伦理氛围是组织环境的重要组成,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组织的运行效率和发展前景。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框架,构建感知上级信任影响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双路径被调节中介模型,并采用层级回归和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感知上级信任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角色超载、内部人身份认知在感知上级信任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分别发挥中介作用,两条中介路径间差异不显著;内群体社会地位负向调节角色超载在感知上级信任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正向调节内部人身份认知在感知上级信任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组织可通过强化员工道德规范意识、关注员工群体内影响力以及加强信任管理等方式有效减少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促进组织整体效率提升。

电视受众的社会分化与价值认同分歧——基于上海市民实证研究的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看,电视媒介对于受众价值认同的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职业地位群体在收视习惯、对电视的使用与满足,以及对电视内容的评价和信任程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最终促使其在一些价值观念的认同上存在某些分歧。具体体现在社会归属感、个体自利认知以及公共性观念上。因此,在新时期要重建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坚持有效地发挥电视媒介在其中的作用。

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影响:中介机制及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

采用整群取样法对选自北京市的1551名流动儿童进行测查,探讨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即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不同归属需要下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差异。结果表明:(1)公立学校小学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相对较高;流动男生比流动女生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流动女生比流动男生具有较高的群体幸福感。(2)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群体幸福感。(3)不同归属需要下歧视知觉对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在高归属需要组,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通过群体地位感和群体幸福感的双重中介消极地影响个体幸福感;歧视知觉完全通过群体地位感的中介消极地影响群体幸福感。在低归属需要组,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既存在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也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发挥间接性的积极作用;歧视知觉对群体幸福感只存在间接的消极影响,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归属需要的调节影响。

社会认同理论视野下的社会认同威胁

社会认同威胁是指,在社会比较的情况下,由于群体地位的差异,某一群体的个体在认知、情感上,对自我、所属群体身份的不承认,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和剥夺感、自卑感。社会认同威胁的结果包括3类:脱离群体、改变群体的状态、接受消极的社会认同结果。外显"社会威胁"的测量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测量"社会威胁"的内隐方法则以心脏血压和平均动脉血压作为测量指标。社会认同威胁的实验研究将群体分化为内群体和外群体,操纵群体地位的差异,通过模拟社会游戏来了解群体的社会认同威胁及其生理反应。未来的研究将重点关注下述问题:对社会认同威胁概念的建构、跨文化研究及其内隐过程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