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媒体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既博弈又相互依赖的传统格局被打破。特朗普与主流媒体之间的持续对抗,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反映。特朗普代表的是左和右的民粹主义,美国主流媒体代表都市知识精英,后者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和价值观,但在高度政治化、精英化、都市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他们把政治立场和利润置于真相之上,从而削弱了其监督作用和公信力。假新闻的泛滥,也对美国主流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美国媒体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自身、新闻传播方式和民众获取信息渠道均呈现多样化。传统主流媒体依然是了解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渠道,但数字媒体、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美国媒体的新变化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关注那些位于美国中西部＂锈带＂的＂沉默的大多数＂,从而更加全面和准确地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态。

韩民族“恨”的心理特征与韩国外交

民族心理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韩国人一直主张自己是单一民族和单一民族国家,他们最重要的民族心理特征之一就是"恨",体现在韩国人的个人和国家、历史和当前、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等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韩国人的民族遗恨包括受大陆民族欺压的千年之恨、受日本殖民的亡国之恨、被大国左右的60年分裂之恨,以及国家弱小之恨等。数十年来,韩国一直努力通过自我壮大、奉行事大主义、运用精神胜利法、外向型处理、推进统一等各种办法化解民族遗恨。但是,韩国人民族遗恨的最终消解不仅有赖于韩民族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同时也有赖于地缘环境和周边大国态度的转变。

历史问题“安全化”及其对21世纪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出现了严重"安全化"态势,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因素嵌入中日关系结构,从身份—本体安全、国家战略与威胁认知等方面对中日安全关系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受害者身份认同与日本的自我优越认同和受害者身份认同存在裂痕,导致双方互将对方视为最大的"他者";中国以御辱图强的抗战精神来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梦,而日本新保守派则利用中日间的"恶性联动回路",通过"摆脱历史""利用历史"来实现其修宪、强军的"正常大国"梦;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的泛滥使中国担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则担心中国重新复兴后的对日复仇情绪和清算意愿。在"历史战"风险巨大而近期难以走向真正和解的情况下,中日双方应相向而行,努力降低"历史问题"的"安全化"程度。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区域影响(1945—1967)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提出并于战后初期实施,该政策是在东盟建立前提出时间最早、实践延续性最强的域外大国“区域合作”倡议。战后初期,为应对东南亚粮食危机,英国建立驻东南亚特别专员署,以有限的多边经济合作开启了英国的东南亚区域政策实践。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合并特别专员署后,把应对东南亚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进入转向期和过渡期。此后,英国这一政策呈现出经济与政治—安全领域分离的特征。“科伦坡计划”和东南亚防务组织分别是英国的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政治—安全合作的典型,前者由于被东南亚国家普遍接受而相对成功,后者则因与美国的区域安全地位竞争及印尼的抵制而失败。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但在区域规范建构、组织经验积累等方面,该政策对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及东盟的诞生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