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

本文基于2001—2020年西部12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并且数字经济能通过“提高政府财政分权程度”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异质性结果显示其政府财政分权越高,此中介效应越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还能通过“刺激非国有经济发展”提高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未能充分体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与西北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西南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发现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西部地区相关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与劳动者工资收入——基于CHIP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构造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指标,使用1990～2000年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考察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地区制造业服务业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加制造业劳动者的名义工资收入,考虑物价因素后,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但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对服务业劳动者的名义工资收入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服务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进一步分析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对不同技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显著提高低技能制造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显著降低低技能服务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这可能与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缺乏良好互动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相关。因此,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政府应积极鼓励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转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