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一、前言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实体经济是其重要根基,也是一个国家增强自身竞争能力的关键,能够为民众创造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对于市场经济而言,金融是其最关键的要素,经济发展可以有力推动金融发展,同时,金融发展又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实现金融发展提升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此,本文对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概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金融发展与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运行的视角主要探讨了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文章以1999—2006年间中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借助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了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等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并运用系统广义矩面板估计方法等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当进一步考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干预的影响时,地方政府的干预却会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

数字经济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利用2011—2022年城市数字经济和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合并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矫正了企业资本投入扭曲,提升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工具变量法、“宽带中国”建设的准自然实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均支持该结论成立;(2)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融资约束缓释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作用,表现为数字经济在创新产出更低、面临融资约束更高的企业以及垄断程度更高的行业中产生的影响更强。建议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定位,选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突破方向;推进更多场景的开发、开放,以需求拉动产业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破除企业在市场经济下进行自主创新和外部融资的政策壁垒,拓展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路径。

国有经济比重与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等制度造成地方政府有较强保护本地区经济的动机,这种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造成的"诸侯经济"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类似于"跨国研究"设计框架的背景。以1999—2006年间我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运用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在省际和年度间呈现显著差异,且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与其相应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本文基于2010—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探究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通过对Malmquist指数进行分解,发现技术进步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显著。研究发现,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是增长的。本文有助于厘清内蒙古自治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在对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显著优化了我国实体经济资本的配置,而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效果不明显。研究还发现:在所引入的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较大。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优化作用越显著,但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自身对资本配置的优化作用在减弱。

区域实体经济资本配置与金融发展——基于玉溪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78-2019年玉溪市经济金融数据为样本,从实体经济运行视角,观察金融支持改善区域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采用Wurgler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小微信贷比重等金融发展程度指标,进行实证检验显示:一是金融发展显著促进提升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玉溪市资本配置效率达到0.42;二是金融系统对区域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功能会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但效果不显著。最后针对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河南省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基于2003—2017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体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牢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密切。以河南省2003—2017年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两方面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河南省金融规模呈迅速上升态势,金融效率小幅下降后趋于平稳;整体上看河南省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水平显著有效,分区域看河南省各地市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普遍有效,地市间差别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

数字金融对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数字金融对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其主要途径是降低金融摩擦的方式,优化资本配置,进而提升资本配置效率。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数字金融对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可能会加剧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需要加大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强化风险监管,提升欠发达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完善数字金融体系建设。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直接融资与资源配置“双轮驱动”视角

服务实体经济是资本市场的本质要求,本文首次系统地实证检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结果发现:(1)直接融资方面,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满足了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并且低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没有对高层次资本市场产生“挤占”效应。新三板的融资效率显著低于主板和创业板。(2)资源配置方面,主板和创业板在绝大多数时候均有效发挥了资源配置的作用,创业板设立初期资源配置效率与主板存在较大差距,但2014年后与主板的资源配置效率相当。新三板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与主板和创业板存在较大差距。(3)流动性严重不足和信息透明度低是新三板融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关键因素。

信贷资本配置与实体经济产出效率

商业银行信贷对于实体经济产业部门的影响备受关注。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探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本产业间的不同期限与规模配置对于产出效率的影响,评析特定时点的政策冲击效应。研究认为,不同期限与规模的信贷资本在产业间配置对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过度的政策干预虽然在短期内促进了劣势产业部门的信贷获得能力,提升了产出效率,但长期而言将抑制优势产业部门效率的提升,降低整体产出效率,政策时滞则是引致政策扭曲和失效的重要成因。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影响日益明显。文章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检验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呈“倒U”型非线性影响;成本机制、资本配置机制和创新补偿机制是其重要路径;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不同所有权及不同规模的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存在异质性影响。据此,提出强化“主动+被动”双向监管、充分考虑企业资本配置结构、针对性给予政策支持等建议。研究结论为深化平台经济金融化发展、加快实体企业“脱虚向实”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重塑了劳动资源配置方式。本文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企业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劳动配置不足企业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途径,提升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市流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创新的产物,其发展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11-2017年全国30个省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修正Wurgler模型和系统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整体和地区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整体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大。

金融严监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进行基于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渠道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严监管显著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且企业金融化行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产权性质及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企业金融化的中介作用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具体体现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化较低水平环境中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异质性的存在是由金融活动收益水平较低的企业引起的,即金融活动收益较低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

人力资本流失、配置效率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2000年至今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呈现出流失和短缺状态。流失趋势表现为路径呈现自北向南态势,终端为经济较发达地区,人口流入与流出特征差异明显。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人力资本评价,研究东北地区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识别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低和人力资本配置需求高并存,且配置需求缺口大、区域间存在差异。破解东北地区人才流失及人才发展难题,关键在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人才发展理念,构建协同性人才政策体系,精准施策。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房地产价格的中介效应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作为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本文利用省级政府债务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和财政独立性低的样本中更显著。机制分析显示,房地产价格在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倒“U”型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传导的作用。上述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无异于饮鸩止渴,优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政府补助与中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借鉴并拓展了Jeffrey Wurgler提出的资本配置效率测度经典范式,以2007—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角度,考察政府补助的政策效果。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府补助政策有利于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但在企业产权性质差异下,政府补助的政策效果也有显著不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所得政府补助更能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经济“虚实背离”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文献述评

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繁荣使得人们不断反思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经济“虚实背离”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由传统的协调发展逐步演变成相互背离,其主要原因是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管制放松的背景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差异引发了各种套利和投机行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制度性因素和对外开放程度均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关于经济“虚实背离”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从宏观来看,主要是资金“脱实向虚”与经济“虚实背离”的正反馈作用机制;从微观来看,主要是企业投资虚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