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与地区生产率差距关系研究——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企业的证据

利用202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企业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差距的影响,不仅扩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实证方面的研究,也对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果表明:(1)在控制经济地理因素的条件下,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有着显著影响;(2)不同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其中企业年龄的影响只在低生产率企业中显著,企业规模的影响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而人力资本投入、资本密度、国有股权占比和资产负债率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弱;(3)企业异质性特征在不同地区有明显的差距,其对生产率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不同,是导致不同地区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经济集聚、经济距离与地区生产率增长——基于江苏省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4—2019年江苏省4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并分析地区生产率水平时空演变的基础上,以经济距离为空间权重,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对地区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县域的生产率水平在样本期内稳中有升,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时期从南到北依次递增;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地区生产率增长,存在着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由经济集聚和经济距离的共同作用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偏向于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集聚影响地区生产率增长的时空异质性。

创新创业能力对地区生产率影响的GMM分析

采用200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GMM分析方法对创新和创业能力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和创业能力都是提升地区生产率的动力,只不过创新和创业能力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整体偏弱;从全国整体来看,创新对整体生产率存在较弱的积极促进作用,而创业对生产率有不显著正效应;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创新和创业除对高创新高创业能力地区生产率存在10%水平上显著的正效应外,对其他地区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均不显著。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广义矩分析

将企业家精神变量分解为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个变量,采用2000年～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皆是提高地区生产率的动力,但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对地区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整体偏弱,且具有东部经济地带较中西经济地带更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特征。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提高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进而促进地区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创新创业能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基于SYS-GMM方法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SYS-GMM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创新与创业能力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与创业能力皆是促进地区生产率提高的动力,但两者对地区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较弱;创新对全国整体生产率的积极促进作用在10%水平上显著,创业对全国整体生产率的正效应不显著;除了对"双高"能力地区生产率的正效应在10%水平上显著外,创新与创业对其余地区的负向或正向影响皆不显著。提出了一些提高地区创新与创业能力、提升地区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税收竞争、地区生产率增长与异质性企业出口

本文使用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地市县财政统计数据及县域统计年鉴,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了税收竞争对我国企业出口概率和规模的影响,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税收竞争通过县加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对其进行MP动态分解的进入企业、退出企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企业内技术进步四个部分影响企业出口的机制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政府治理促进了企业出口,而税基流动性条件抑制了企业出口;政府治理及税基流动性条件对税收竞争影响企业出口的调节作用不确定。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县加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是进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税收竞争促进企业出口的可能渠道。

吸引企业进入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政府补贴与地区生产率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表明,地区层面的政府补贴强度与该地区的新企业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政府补贴在吸引企业进入上并不是有效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建立一个两地区的经济地理模型研究了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生产率对政府补贴强度以及企业进入决策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相较于生产率低的地区,生产率较高地区的地方政府设定的补贴强度会更低,但企业进入数量会更多。基于1998—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中国地级行政区层面数据,本文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生产率越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强度确实越低,但企业进入数量反而更多。进一步研究表明,如果不控制地区层面生产率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政府补贴会抑制企业进入数量;但如果同时控制地区层面生产率和政府补贴对企业进入数量的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进入的作用不再显著。由此可见,以地区生产率为表征的市场力量这只无形之手,而非以政府补贴为表征的行政力量这只有形之手,才能吸引企业进入。

非研发创新与地区生产率——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分析

非研发创新的作用在现有研究中很少涉及,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基于2006-2015年的地区数据,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非研发创新之于中国地区生产率影响的经验研究发现,不同支出用途的非研发创新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吸收能力对地区生产率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超过了研发创新所起到的作用;国外技术引进也起到正向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很大,国内的技术引进与地区生产率变化不相关。从研发创新和非研发创新交乘项估计结果来看,在东、中部地区,研发投入对技术改造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明显提升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此外,研发投入在东部地区加强了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却由于对技术引进产生了挤出,阻碍了技术引进作用的发挥。对于消化吸收来说,在三个地区,研发投入都加强了消化吸收对地区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我国政府来说,要积极重视非研发创新的作用,把对非研发创新活动纳入到政府监测范围内,针对非研发创新活动的支持,要有所侧重,要特别重视技术改造和消化吸收的作用,同时在研发创新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资金支持政策上,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生产率和地区生产率比较研究

生产率是衡量生产系统水平高低的重要定量指标,历来都是经济问题的中心之一。本文拟在简单评述生产率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全要素相对生产率”(TFRP)的概念,其计算是运用运筹学最新分支之一——“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cnt Analysis)”来实现的。本文运用“全要素相对生产率”进行生产率的比较研究,并给出中国廿九个地区生产率比较研究的计算结果。

智能化投资、人口聚集与地区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构建了智能化投资、人口聚集以及地区生产率的理论框架,研究智能化投资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人口聚集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一是智能化投资可以带动地区生产率的增长,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二是人口聚集在智能化投资与地区生产率之间起到调节效应,即人口聚集程度越高,智能化投资对地区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强。

政府补贴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评估

本文采用广义倾向评分匹配(GPSM)方法,更为严谨地分析了政府补贴强度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补贴技术创新水平更高或更具技术创新潜力的地区。同时,地方政府的补贴强度还受到政府支出的制约;(2)政府补贴强度与地区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当政府的补贴强度小于临界值时,政府补贴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生产率的提升,而当政府补贴强度大于这一临界值时,政府补贴对地区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通过提高集约边际下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地区的生产率,但同时也会通过抑制二元边际下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对地区生产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总的来看,在政府补贴强度较低时,政府补贴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而当政府补贴强度超过其临界值时,政府补贴的负效应将更加明显。

本土市场规模与地区生产率:对“市场范围”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结合我国1990~2011年省级层面的发展数据,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模型,研究了本土市场规模和地区生产率之间的作用关系,其中特别采用了随机前沿模型（SFA）对地区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度,所得结论为：无论从总体样本还是分时段样本,本土市场规模对地区技术效率均难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地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而言,具有阶段性特征,即本土市场规模对地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主要来源于1998年以后的分段样本;同时对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基建设备、对外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的回归,发现它们对地区生产率及其分解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最后,基于这些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市场分割与地区生产率：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199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商品市场分割和要素市场分割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最强,其次是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分割程度最弱。商品市场分割与地区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即较低强度的商品市场分割促进了地区生产率的提升,而超过一定强度的市场分割则会产生阻碍作用,且当前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商品市场分割水平处于提升地区生产率的阈值内;而要素市场分割抑制了地区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不同类型的市场分割对地区生产率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市场竞争、需求规模和技术溢出均是商品市场分割影响地区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且需求规模起主导作用;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进入退出壁垒是要素市场分割影响地区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其中资源配置效率起主要作用。

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再定位及地区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对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的细分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对不同区位企业生产率差异的解释是集聚外部性,但随着企业异质性的加入,这种解释显得太过片面,"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对地区间的生产率差距均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基于集聚外部性、"空间选择效应"(包括"单边选择"和"双边选择")和"分类效应"在不同区位(核心和外围)企业生产率分布三大特征(均值、标准差、偏度)上的差异化表现,来分析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导致其地区间生产率差距的主导因素。结果发现,"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能够解释大部分行业的地区间差距,而只有很小一部分行业是由于集聚外部性而产生差距的;并且,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和不对称的市场规模是影响空间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作用大小的两个主要因素。

科技服务业集聚、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城乡收入差距

文章以中国2003-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分别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科技服务业集聚、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联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科技服务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典型非线性关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科技服务业集聚抑制了地区劳动生产率提升,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一定门槛值后,科技服务业集聚开始对地区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科技服务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动态关联,即科技服务业集聚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弥合。此外,地区劳动生产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即地区劳动生产率提升有助于改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这也说明,地区劳动生产率在科技服务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中介传递效应。

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浙江6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视角,以2005—2015年浙江省69个县域为样本,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同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呈空间集群化特征;两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两业的共同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最后,就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研究

通过对中国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发现，在1985—1992年期间，中国地区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呈发散态势，但是1992—2000年期间趋于收敛，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时期农业劳动力外出流动率的差异。这两个时期农业劳动力外出流动率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1992年前后经济条件的差异以及政府采取的不同政策。

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 ——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通过对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得出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已经取得共识;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产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存在着正向关系.但是,在研究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时,仍有可以探究的空间:引入市场竞争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城市蔓延与城市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

创新创业能力对区域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2003年-2013年31个省级数据,实证分析了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均对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只是创新能力与创业能力对地区生产率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相比中部、西部地区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文章的实证结果对提高企业家能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