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务员地域回避制度的反思

地域回避是封建社会中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巩固皇权、整顿吏治的需要而确立的制度,适应了封建伦理社会现实。在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务员地域回避的原有功能的实现失去社会基础,社会环境变迁需要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完善的前提下,公务员的地域回避制度必将被鼓励公务员地方化制度而替代。

异地为官还是改流归土?——基层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剖析

回避制度是我国干部任职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回避制度从行政程序上讲，主要有三种回避：职务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域回避。而地域回避是我国县乡两级基层官员任职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公务员法》和党的规章制度都对地域回避进行了明确规定。《公务员法》第十一章第六十九条规定：

中国地域回避与西方本地任职之比较

在现代西方实行了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并不存在地域回避的相关制度规定。不同的社会基础造就了不同的地方政府制度,并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西方地方政府官员在地域回避问题上的制度差异。而地方政府职能的差异恰恰又是决定中西方对于地域回避制不同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汉地方长官地域回避制度——以郡守(国相)、县令(长)为中心

西汉是我国大一统政权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地方长官地域回避制度出现和逐步完善的时期,这是因为地域回避制度的产生有赖于宗法社会的解体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现。西汉景武以后直至东汉,郡守(国相)、县令(长)任职须回避原籍已成为一项极其严格的制限,但这三类地方长官的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产生路径和时代背景。

论我国公务员的地域回避制度

地域回避制度适应了中国古代封建伦理社会的现实,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史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通过对其成因、历史演变及现实状况的分析思考,结合古今中外的对比与当前中国社会背景与现实,试图探明一条地域回避制度在中国转型时期县域治理中的各种路径选择。

论明清任官地域回避制度对图书流通产生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中国书业繁荣发展的时期,兼具官员身份的大藏书家不断涌现,任官地域回避制度作为出仕的一种基本政治要求,必然会对当时兼具官员身份的藏书家产生影响,而在当时图书仍然是少数人可以消费的产品,官员及藏书家作为上述主力人群,进而能够影响到整个图书的流通,任官地域回避制度对图书流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南北图书的交流及丰富图书流通的方式两个方面。

公务回避比地域回避更迫切

我国现行地域回避制度是比较完善、严密的，组织、人事部门齐抓共管，异地用官成为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传统地域回避制度赖以发挥作用的许多条件已发生实质变化，地域回避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在不断递减。

议一议“法官任职地域回避”

2013年2月，地方党政换届工作全部完成。总结本次换届工作，可以明显发现，司法系统内部省市两级两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异地任职的比例在明显提高。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是近几年相关政策导向的结果。晚近以来国内司法腐败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出于防范的需要，有关部门在尝试了如微博提醒、到监狱中聆听前同事痛说“革命家史”等种种办法后，又调转方向从中国传统的治官经验中寻找政治智慧和对策，搞起了轮岗、司法官员异地任职等做法。有些学者也高声配合认为此举效果甚好，

略论民国时期福建省地域回避制度之实践

地域回避作为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福建省的制度实践中经历了衰落、存续、建制、复苏的跌宕起伏。"福建事变"的平息,结束了长期以来大小军阀割据、"省令不出省府"的混乱局面,为前期受到"地方自治"风潮抑制的地域回避传统,创造了制度运作的基础性条件。时任省主席陈仪在力主推行人事改革的进程中,逐步搭建起了地域回避的制度框架,县长与县以下基层官员的人事任免开始受到较为严格的籍贯约束。但在面对战争爆发、基层动员、施行宪政等现实压力时,又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妥协和让步。

宋代回避制度对古代人事制度的贡献

古代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讲人情,讲血缘关系,这是人性使然,无所谓对错,然而这种人情世故于政治却是有害无益,于是出现官制中的回避制度。到有宋一代,回避制度已是较为完善,而亲属回避、地域回避是回避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并启迪了后来的明清两朝,使得回避制度更加完备,也使得古代中国的人事制度愈加科学,亦为后世人事制度提供了借鉴。

论公务员的地域回避制度

地域回避制度体现了我国法治思想中的原始正义理论和事先排除理论,并且在预防公务员腐败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法治社会不断地进步,地域回避制度也随之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立法方面,原有的立法理念亟需改进,由于立法的滞后导致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其中部分程序规定形式化;在执法方面,与执行相补充的制度不是很健全、完善,执行过程中仍然缺乏着有效的监督;在责任追究方面,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执行不严格,举证责任分配规定不合理,强行性的约束机制缺失。本文提出若干健全我国公务员地域回避制度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地域回避制度的重构提供微薄的参考。

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 国家治理中地方主官异地任职制度检讨

县级党政主要领导的任职回避是中国县域治理背景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这项制度被赋予抑制地方主官腐败、锻炼干部等多种功能期待。但在实践中,这些制度设计的功能预期并未得到有效兑现,而在制度层面,地方主官异地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制度重构的系统性回应。应当从中央—地方关系合理化以及地方治理基本原则的角度,反思长期以来地方主官异地任职制度,构建与完善以利益回避为基础的任职回避制度,推动地方治理人—事关系的合法化、合理化以及有效化。

清代地域回避之争的脉络及其分析

地域回避、异地任职是中国官僚体制的基本特点之一,与西方本地任职的传统形成很大差异,进而对中国历史上的官员选任升迁、空间调动造成诸多影响。地域回避至清代发展至顶峰,并得到严格执行,与此同时,围绕着地域回避的争论一直存在。从清初顾炎武等人在封建郡县论下的深入思索,再到清中期一批官僚提出的技术性反思,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明确建言“免回避议”,而后是戊戌变法时期全体在京官员围绕“回避”存废的大争论,最终在清末新政中地域回避制度有所松动。可以看出清朝不同阶段对地域回避认识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从中体现出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的某些侧面。围绕地域回避的争论,不仅关乎历史,更与当代相连,隐藏着中国行政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国外公务员回避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2011年12月，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布了《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公务员的任职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域回避，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实施开始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公务员回避制度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联合发布了《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对公务员在职务安排、任职地点和履行公务方面规定了三种回避制度,即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新回避规定能否阻断公共治理中的人情关系,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同时,与"异地为官"的中国式地域回避制度不同,现代西方国家官员任职大多采取本地化选举的策略。"异地为官"还是"本地就任",两者究竟孰优孰劣?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研究。

中国古代人事回避制度

我国古代在对官员的选任和管理上实行人事回避制度，主要目的是防止官员因个人利益或亲属关系等因素对政治活动产生不良影响。这种人事回避制度源远流长，正式确立于两汉，发展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大体说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亲属回避、地域回避和职务回避。

清末检察官回避制度探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正式确立了检察制度。为了保证检察厅能公正执法,清政府于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法官分发章程》,制定了检察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不再坚持本省本管籍回避之旧制。尽管《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未能以法律的形式正式颁行,但其规定了较为完备的诉讼履职过程中的检察官回避制度,比较科学地设置了检察官回避的法定事由。

古代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古代官员任职回避制度源远流长,从汉朝诞生起,历代统治者都予以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官制官规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大力推行并不断完善。本文拟从官员任职回避制度的涵义、历史回顾及特点为基础来探讨其对现代的启示。

论我国法官回避制度的完善

作为司法权的行使者,法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同时,作为独立的个体,法官办案时又难免或多或少受到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向"人情"做出一些妥协,而恰恰是这一原因极大影响了司法公正,降低了司法公信力。由此,也催生出法官回避制度。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有法官回避制度仍有待完善。本文指出了我国现有法官回避制度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即构建法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和完善法官任职公务回避制度。

中组部：公务员不得在成长地任正职

中组部、人社部近日印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规定公务员要进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等。在任职回避方面，公务员凡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等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