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地域电影中的“零度写作”倾向剖析

本文从纪实描绘、非虚构叙事和地域描绘等方面详细剖析了中国当代地域电影中“零度写作”的倾向,展示了这一创作方法基于真实生活与地域经验的普遍性和自然性,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从而以具有诗意与情感的纪实风格影响中国地域电影的风格、内容和观众体验;同时也反思了在导演创作主导权下,如何平衡零度风格与情感共鸣的问题,为中国地域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景观·文化·异托邦:地域电影的“日常化”创作方法探究

地域电影是以特定区域为背景,进行在地性表达的电影。近年来,地域电影以日常生活的创作倾向,实现新主流的在地生产与意义表达,这种“日常化”创作不仅体现为对生活的细致描摹,更体现在对个体精神状态和生存体验不遗余力的探寻中。通过对新时代以来的地域电影进行文本分析与空间研究,从物象表征、文化内涵和异托邦构建三方面着手,探究地域电影通过“日常”打造个体真实可感的立体空间,在沉浸式的日常体验中勾勒出个体的精神世界,实现对个体生命境遇的关注与呈现的创作路径。

东北地域电影的影像叙事及文化传播研究

新世纪的东北地域电影在产业化与工业化改革的浪潮之下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在地域电影理论研究至新阶段的当下,东北地域电影正酝酿着一场转型。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东北地域空间为大银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素材,并以独特的地域文化美学内容缝补了当下地域电影的美学内涵。新世纪的东北地域电影虽然尚未实现系统性的突破,但是在影像叙事方面不断创新实践,深化发展了东北地域影像美学的新边界,同时对东北地域文化起到了媒介的传播功能。

地域电影研究方法初探——以太行山电影为例

电影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在文化传播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地方对文化发展的重视,地域电影也进入到电影研究的视阈中。文章从地域电影研究的过程,方向和特点三个方面,总结了地域电影的研究方法,对地域电影研究发展提出了展望。

电影中地域性城市形象建构路径探析——以“重庆”与“成都”在电影中不同辨识度现象为考察基础

电影是城市形象建构的重要抓手,为城市特色的建构与传播提供影像肌理与文化注脚。“重庆”与“成都”两地的城市形象在电影中呈现出不同的辨识度。“重庆”魔幻立体的山城景观与耿直血性的城市性格参与了电影叙事;“成都”虽有地标性景观、元素的呈现,却在电影叙事中陷入了城市形象模糊的泥沼。通过对电影中两座城市形象建构路径在空间、性格、韵味三个层面的对比分析,提出电影中地域性城市形象建构的路径,不仅是标识性形象展示,而是城市文化与电影叙事的恰切互文。

困境、失衡与重构:当代地域电影中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记忆

作为中国当代电影中重要子类型,地域电影的话语言说方式、社会人物群像、城市空间风貌等是唤起文化记忆的独特符码,既可折射出专属于本地域文化印记,又蕴含人们的普遍情感。通过对《冤家父子》《老炮儿》《钢的琴》分别反映北京和东北地区两处地域的电影进行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从言语困境、社会失衡、空间重构三方面初探可知,社会变革背景下,地域电影传达的是一种反叛与守旧的冲突,对秩序与正义的拷问,以及对时代的寓言与挽歌。

东北地域影视剧中的影像叙事及文化传播研究

在新世纪,随着工业化、产业化的大潮,东北电影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地域电影理论研究的发展,“东北地域电影”也正处于转型之中。东北地域空间,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质,为银幕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为当代地域影片增添了一份特殊的地域文化美学内涵。新世纪东北电影体系虽未有突破性进展,但在电影叙述上不断创新,以全新的审美视角对东北地域形象进行深化与发展。

地域文化在原创动画电影中的应用策略

《疯了!桂宝之三星夺宝》是根据漫画改编的国产原创动画电影,相对于其第一部电影,在保留科幻想象、机甲大战元素外,它的另一亮点是对四川地域文化的应用。研究其电影艺术对地域文化的应用和传播,可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借鉴。作为一部地道的“四川电影”,影片在塑造桂宝人物个性的同时,通过叙事氛围和叙事线索,将地域饮食、古蜀文化、现代都市等多方面展现四川地域文化的要素融入叙事过程中,让观众感受四川地域文化的魅力。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电影地域与场所刍议

近年不断涌现的新创作主体显现出充沛活力,有关区域电影的讨论也成为当下中国电影话语体系建构的重点。我们从站在彼处的某种目光中,似乎很难得到本真的解释。“什么是贵州电影”抑或“某地电影是什么”的问题是否还作为一个最首要的问题?当我们想要解决这种“是什么”的问题时,可否首先将之悬置——即抛去先验的概念,回到存在本身。本文以《路边野餐》与《四个春天》为例,探讨其地域弥散与场所精神。

中国当代地域电影研究综述

电影的地域性特征最初表现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西部电影彰显了地域电影的兴起。新世纪以来,在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冲击、以及全球化语境中,电影创作的地域性凸显成为一种应对的策略。对地域电影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西部电影研究将地域电影的讨论提上学术日程。以多种地域空间为容器的地域电影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进入学术范畴,地域电影史的书写及其多学科视角的微观研究,影片中地域文化表达与美学风格、形象塑造与传播、地域想象与文化身份认同等一系列富有逻辑的话题丰富了电影理论研究。

地域文化类型电影的空间影像表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地域文化为表达核心的地域文化类型电影,成为中国本土导演实现艺术表达转向的关键,电影的地域叙事美学也从“第五代”导演符码化的民族与乡土符号隐喻,发展为“第六代”导演倾向于长镜头纪实风格的微观地域原生态书写。尽管地域文化类型电影在与“好莱坞”等国际大片的票房竞争中尽显劣势,但随着“东方主义”语境在影视领域内的建构,本土电影浓厚的地域符号标志,一度成为西方学者眼中的“东方奇观”,得以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斗争中实现突围,并尝试用地域与民族的话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电影放映初探(1938—1945)

日伪在河南沦陷区所开展的电影放映活动凸显了其将电影视为殖民统治工具的野心。在外部战争环境与日伪内部电影统制格局的变化下,日伪对河南沦陷区的电影控制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也由此形成了一个迥异于其他沦陷区的电影风景。另外,在沦陷区民众的日常观影中,他们意识活动中的民族主义是否是一个“常量”?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史研究而言,本文将回归到“地域电影史和本土经验”,从而发现抗战时期地方电影放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影像南疆:20世纪90年代广西商业片空间符号与身份主体呈现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的广西商业片在多元文化圈层中呈现出文化拼贴影像,在都市与边地的矛盾中展现人性主体影像,在现代与传统交织中构建多元价值影像。广西商业片在诗性的乡村空间、想象的城市空间以及空间影像符号的隐喻性中展现出南疆影像空间符号的价值视点多元性。以20世纪90年代广西商业片探寻边疆叙事符号编码方式以及广西电影形象建构路径有助于为广西电影的影像生产提供思考价值,也由此勾勒出少数民族商业片在遭遇娱乐化浪潮后的进退困境。

《狼图腾》的跨文化制作及其界定——兼对“跨主体—地域间性”中文电影的命名

电影《狼图腾》的出现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创作无疑是个启示,它对叙事的改写所呈现出来的某种价值观追求,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具有一种引领作用。本文通过从小说到电影、从电影到电影、从批评到电影三个维度,详细探讨了这部电影的跨文化特质,并对这部"新"电影给予了一种新的命名,本文称之为:"跨主体—地域间性"中文电影。

徐鸿钧导演现实主义创作研究

徐鸿钧导演代表了扎根地方影视剧创作的导演群体,以影像为媒介展现时代浪潮下西部地区人民最真实的生活变迁与精神迭变。徐鸿钧的西部电影脱胎于老西部电影的话语序列,规避了奇观化西部影像制造,始终以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为轴心,用发散型思维和眼光探索多元化地域性创作,呈现真实的西部影像空间。相对于早期西部电影对民族美学的探索,徐鸿钧导演的现实主义创作旨在书写寻常百姓生活、彰显时代精神底色,于普世情感书写中探索新西部的精神世界。

融合与分众共存 文艺与类型并重——2020年以来香港地区电影观察

香港地域电影一直呈现出融合与分众并存的局面。2020年以来,疫情的影响表面上使得香港地域电影呈现出了更为弱势的局面,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弱势是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澳门地区和内地华语电影在融合发展中进行资源新配置和力量新平衡的结果。近两年来,香港地区文艺片的创作延续港式人文理念,从更为写实的角度关注香港地区底层民众的生活、表现香港地区当下社会生活和价值观。香港商业类型片的创作,则侧重以粤语文化来营造类型元素,并显现出类型杂糅的特色。但近两年的香港类型片,也存在创作随意,不注重剧作的整体性和逻辑性等问题。

地缘文化背景下的区域影像思考

依据地缘文化背景来谈论区域影像、地域影像的意义。事实上是对电影研究认识的深入所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地域电影的独特价值,强化区域电影的地域性与其世界性之间的微妙关系,才能为电影的多样性创作和认识差异性提供正确的感知。区域电影的在地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在比较中显示,而在传播中呈现出他的内在价值和跨域的影响力,都是我们认识区域电影的重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