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志博物馆“存在”与“消亡”之争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反思

地志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博物馆模式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一场围绕地志博物馆“存在”与“消亡”的争论。透过这场争论,可以窥见当时众多博物馆学者在审视并反思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的历史遗产,思考我国博物馆未来发展方向。它和当时学术界开展的其他方面的讨论一起,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反思思潮,为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的建立与发展扫除思想阻碍。

街区的地志书写与小说微观地理——哲贵小说论

“信河街”是哲贵的“约克纳帕塔法”。和林斤澜、莫言、贾平凹等所创造的地方性地理空间意象不同,信河街是历史文化街区符号,有浓郁的商业文明色彩,是与矮凳桥、高密东北乡等农耕时代乡土中国的文化空间迥然有别的文学空间。信河街是哲贵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发现”,它的小说史意义,对应着同为浙东作家鲁迅对“乡土”的发现。哲贵借信河街写商人和富人,其最大的贡献,是跳出现代观念和传统道德的预设,在精神层面为当代中国先富裕起来的人进行造影,直击他们所面临的价值关怀和心灵关怀问题,并以微观地理学的形态,呈现出他们所处的困境和面临的危机。小说构造上,哲贵善用“止”学,所以其笔下鲜有大的矛盾和冲突,而“止”,既源自哲贵对世界的认知,更源自哲贵的善,和他骨子里的禅意及老庄之气。

顾野王《舆地志》初步研究

中国历史上完成过许多地理志方面的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失传。本文从散佚的此类著作中挑选出南北朝末期顾野王所编的《舆地志》进行了探讨，根据集到的佚文对建康、京口及其它地方的地理情况做了分析。

《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匡补(一)

本文对王仲荦先生《郭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的校释作了部分订补。

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兵要地志调查研究:从地质资料看日本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证据

全国地质资料馆里保存有抗战时期,日本为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而开展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兵要地志调查而形成的大量日文史料。本文选取部分史料开展编研工作,对侵华日军开展兵要地志调查的目的、内容等进行了研究与阐述,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发动侵华战争、掠夺我矿产资源的罪行。同时这也是对地质档案资料人文信息挖掘与编研的新尝试。

海区兵要地志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介绍了海区兵要地志信息系统的组成及功能,以及系统设计的关键点。系统实现了多媒体海量兵要地志信息存储与查询功能;成功地将GIS技术引入到兵要地志系统中,突破了传统纸质兵要地志的局限性;成功地将不同类型的兵要信息集成在同一个界面上表达,具有很好的兼容性。

黑地·病地·失地--滇池小村的地志与斯科特进路的问题

文章是关于一个农民社区的地志(topography)。文中描述了滇池东岸的一个村庄——小村过去50年的景观变迁。半个世纪以来,小村农民在与地方环境及政府周旋和协力中,改变或制造村落景观。农民与政府协力的共同背景是发展主义知识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整体上并不坚持所谓"传统"。这种"不坚持"更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条件等所强化。此外,农民需要从这些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态性约束中获得更多的土地、水利、粮食和能降低生存风险的空间。因此他们在很多时候,比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更激进。如搞条田化放弃耕地和拆老房子盖新楼等。在当代,发展主义已经是一种"核心价值"。这种价值已经为国家和农民所共享。用赫茨菲尔德的话来说这也许是"狡猾的计划制定者和科学家们的地方性知识,因此他们已经促使众多公民和众多国家为他们的‘愿景’而骄傲"。与此相关,农业生产方式与国家现代化项目之间没有张力。这种共度性(commensurability)一方面提供了快速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如果从当代的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角度去看,则会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协力发展"是导致今天滇池地区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林权与地志：云南新村个案

文章讨论的内容属于森林"产权"的范围。但是这里将不从国家法的产权定义开始。相反,从一个村庄的生活世界之地志特征(topographic features)出发。基于民族志调查的材料,文章表明:一方面"村规民约"支配着地方的林权制度模式,另一方面也影响基层对国家政策规范的读解。在描述了这些与历史和社会空间相联系的地方"法"的生成以后,文章提出研究必须以直面传统与现代性相互"共度"的主动思路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以及建构社会理论。

《沙州伊州地志》所反映的几个问题

《沙州伊州地志》编号斯0367号,是敦煌卷子中一个重要的地理残卷,共存八十五行,首部残缺,一至二十七行记沙州寿昌县地域,二十八至八十三行记伊州地域,八十四至八十五行为写著题记。沙州部分残缺,伊州部分完整。卷子反映了沙州、伊州的地域、沿革、城镇、交通、烽燧及河流、湖泊、物产等自然环境和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不见记载的重要问题,补充了《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图志》的不足。它不仅是研究沙州,伊州历史、地理的巫要资料,而且为中西交通、民族迁徒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准备就播仙镇、石城镇的,设置及沿革、鄯善人的迁徙、与萨毗城有关的中西交通以及《沙州伊州地志》的著录依据等问题作一点探讨并联缀成篇,赘述如下。

兵要地志信息系统的关键技术分析

兵要地志信息是一类复杂的空间信息和非空间信息的复合数据,文章通过分析兵要地志信息的空间数据模型,提出使用时空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兵要地志信息,并分析探讨了实现兵要地志信息系统空间索引和元数据管理的基本方法。对实现复杂空间信息管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略论南北朝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

游记书写形态的早期渊源是史学中的记与志,但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是永嘉以后士人对山水美重新发现的结果。从东晋罗含《湘中记》开始,地记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名篇,继之以袁山松的《宜都记》与盛弘之《荆州记》,形成了自然山水的新取向和清水芙蓉的书写风貌,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游记作品。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融合南北文风,记叙千山万水,以多样化的笔法融情入景,形成了“空濛萧瑟”与“遒劲苍老”等多元艺术风格,是晋宋地记文学的集大成者。

黄格胜与广西地志绘画

“地志”是一种对特定地区一个时期的地形、地貌、建筑等各种事物的文字记录,“地志绘画”则是以图像形式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建筑的纪实描绘。本文以中外传统地志绘画为参照,围绕黄格胜及其广西画家的作品,论述以黄格胜为代表的漓江画派作品所具有的地志特征与价值。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括地志》残卷校释

唐代地理总志《括地志》散佚于两宋,国内仅存后世辑佚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古抄本《括地志》残卷,残存内容记述了唐初曲阜县。"残卷原文标点校正"部分对此首次标点校正;"残卷校释"部分论述残卷所记曲阜自然地理、曲阜县治及鲁故城、鲁城其他古迹以及残卷所引古籍文献。

六朝私撰地志中的民间传说探论——就“梗概与繁复”与林继富先生商榷

民间传说是六朝私撰地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记述地理风物为主。作为"历史真实"的附庸,其主要以引出语引出及直接讲述两种方式"镶嵌"在私撰地志中。地志创作征实性与传说客观性的统一使民间传说的叙事呈现出梗概化特点。从东晋开始,部分民间传说的叙事趋于繁复化,甚至是有意识地雅化,使其逐渐超越地志所述实物的束缚而具有了独立的文学价值,进而呈现出梗概化与繁复化并存的叙事特色。林继富先生对方志民间传说叙事特点以"梗概、线索式""简单化"一概而论的观点值得商榷。

先唐辞赋与地志关系研究之检讨与设想

辞赋与地理关联密切。古代学人已模糊意识到赋是最具地理意味的文本,且赋与地志在文体属性、认识功能和学科归属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当代研究者在古代学人辟创论题、联缀学科的基础上,在吸收和参与中外学者文学地理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进程中,力图采用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论打开先唐赋学的研究格局。其成果大体表现为“作为文学的地理”和“文学中的地理”的两大取向。但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尚处在初显成效的阶段。对于这样一个可以大加开拓的领域,应该遵循关联性、整体性和创建性三方面的原则。这既是必然之势,又为迫切之务。

客观知识与文化偏见——以岭南地志对物产与风俗的不同态度为例

在汉魏以后的小说与地志散文中,对于岭南地区的物产与风俗反映出两种矛盾的情感态度。对岭南地区的珍奇物产,中土文献中较多的是渲染与神化,反映出的态度是歆羡与向往;但随着与异地交往的增多,有关珍奇物产的传说大多演变成了平实可信的知识。然而,对岭南地区的风俗习惯,更多的则是文化偏见下的扭曲与夸大,那种倨傲与鄙夷的态度很少有所改变,这影响到了对某些风俗传说的客观认识。

一处浅丘基地的记忆——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园地志解读

从地志的角度对一处浅丘基地——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镇的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建设用地——进行了深度解读,通过对"场地记忆"的关注发现了305 m标高、原有山路、民居、植被、山顶、灌溉渠在未来校园中的意义,阐述了对山地的地形完整性、方向感、建筑群选址、地貌肌理以及山地人文记忆的理解,探索了基于场地记忆而采取的设计和建造对策。

六朝私撰地志中小说化内容书写的演进

六朝私撰地志具有明显的小说化书写特征。伴随朝代的更迭和社会学术风气的变化,六朝私撰地志的内容书写展示出清晰的演变过程:魏晋时期地志作品中的小说化书写主要侧重于道教思想的宣扬,辅以民间传说的叙述;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化书写则呈现为佛道思想的并存,且据现存佚文,佛、道在地志中所占的比例基本相当。另外,南北朝时期的地志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传说故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我们还可考察到小说化内容书写由六朝志怪向唐传奇转化的痕迹脉络。

《景定建康志》与《丹阳记》、《舆地志》的辑佚

《景定建康志》是南宋地方名志,它既是南京方志成熟的标志,也在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志书不仅保存了庆元至景定六十余年建康的史料,而且仿正史之纪、志、表、传体例编纂,创立了新的门类和体裁。作为方志佳作,《景定建康志》既详考山川古迹之典故,又注明其文献出处,这不仅是方志史上的重要建树,对于佚书《丹阳记》、《舆地志》等早期地方、全舆地理著作而言,也有重要辑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