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旅游地游客的地方信任变动及主体响应策略

在地方消费与情感消费叠加的背景下,地方信任日渐成为民族旅游地的新型旅游资源,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凤凰古城作为典型案例地,通过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游客的地方信任具有鲜明的变动性,具体表现为时空变动性与结构变动性两个层面。时空变动性在时间层面意味着在旅游前、旅游中以及旅游后的时间维度上,游客的地方信任账户因游客的地方想象与临场体验的不断协商而有所变动,在空间层面上体现为游客的地方信任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双向迁移。结构变动性在信任状态层面处于信与不信交织的状态,在信任对象层面表现为地方品牌信任、旅游消费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之间互相传递,形成一幅由不同情境、不同信任对象、不同信任状态拼贴而成的马赛克式信任景观。游客、商家、地方政府分别采取自我应对与协同应对、主动履行公民责任、给予制度保障等策略以响应动态变化的地方信任。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的链式中介效应

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制度的执行主体,与公众的联系十分密切。在“政民互动”的过程中,公众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从而影响地方政府信任水平。设计/方法: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考察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并检验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两者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发现:结果发现: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三条间接路径预测地方政府信任。意义:上述发现揭示了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为国家如何从公众个人认知的角度制定有助于增强公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政策,以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路径。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地方政府信任度提升的障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基于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

如何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当前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追溯政府信任的本质,发现国家合法性是形成政府信任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合法性越来越体现为国家社会性。通过总结归纳国内学界关于地方政府信任度提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成果,发现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对其社会性的损耗主要来源于民众的个人感知、地方政府自身和信任环境三个层面。正因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国家就成为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度一股积极的现实力量。因此,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度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建大众化话语体系、增强社会民众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建设法治政府、推动政府治理日益法治化,要正确对待科学技术在地方政府信任建构中的双重作用。

自然灾害对农村居民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目的/意义】自然灾害的频繁冲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产生活,而政府有效的应急响应和灾后重建,有可能为政府提供化解灾害风险、塑造新形象的重要机遇,进而提高政权在紧急状态下的合法性。【方法/过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3期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自然灾害对农村居民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长期自然灾害冲击下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得到显著提高;短期自然灾害冲击下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会显著上升,但很难长期维持,甚至会回落到正常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水旱灾害、生物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等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灾害冲击强化了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收入不平等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认同、信任与支持,是任何政治体系稳固和顺利运作的重要保障。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0),实证检验收入不平等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区县基尼系数,还是用分位数支出百分比衡量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都损害了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这一结果尤其体现在分配利益诉求较高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保险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地方政府信任关系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通过制度安排形成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机制无疑是提高地方政府信任的发展方向。

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调查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为了解贵州省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情况,采用入户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贵州省民众地方政府信任的一般特点。根据此调查结果,分析了为更好地培育民众积极的政府信任,各级政府应做到:重视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治理绩效,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强对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使各项政策更多地惠及这一部分民众。

个人差异、家庭差异与地方政府信任——基于湖南省X市的经验研究

通过对湖南省X市的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个人差异及家庭差异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经济收入水平、与政府的接触次数及在家庭中的地位等个人差异显著影响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户口性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等家庭背景差异也显著影响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提出对策建议。

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影响作用比较分析——基于大学生群体的实证研究

关于中国政府信任的研究表明,民众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水平普遍较低。那么,民众对整体信任中不同信任类型的信任水平如何,进而言之,这些不同信任类型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作用是我们探究的主要问题。为此,将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解构为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两个主要维度,并基于755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实证研究发现:抽象信任水平最高,具体信任最低,整体信任水平略高于具体信任但明显低于抽象信任;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共同正向影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但具体信任的影响作用更强。

地方政府信任差异研究——基于CSS2011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CSS2011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刚过及格线,地方政府绩效信任高于过程信任,地区省份之间存在差异,西北、西南地方政府信任度高而东北地方政府信任度最低。为此,应强化地方政府自身建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有重点地提升各地区省份的地方政府信任水平。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聚焦政府宣传教育,考察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对2061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2)活动有用性评价在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宣传教育频率负向调节政治参与和有用性评价的关系以及有用性评价的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多渠道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合理把握政府宣传教育频率是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提高的可选策略。

数字接入与地方政府信任:兼论接触沟通是提升信任的有效方法吗?

后疫情时代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线上,而现有研究中关于地方政府如何积极利用互联网增进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讨论相对不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微观个体互联网数字接入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创新地引入“接触假说”检验政府积极的网络参与行为对提升地方政府信任的效果。首先,基准结果表明相较于不上网的受访者,平均而言,上网的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其次,为了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本文使用历史上的固定电话用户数和地表起伏度作为个体是否上网的工具变量,以及PSMDID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均肯定了基准回归中的发现。此外,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将网络主要“用于工作”和“用于商业”的受访者,“用于社交”和“用于娱乐”的受访者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更为明显;而相较于“未接受过教育”和“大专、本科及以上”的群体,“中等学历”群体在互联网数字接入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下降更加显著。最后,本文通过数字政务和政务微博两个线索验证政府积极地利用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接触沟通可以有效提升信任,并且对于将网络“用于娱乐”“用于社交”以及中等学历的群体来说,“接触沟通”增进政府信任的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互联网更加深入人们生活的后疫情时代,政府应积极适应技术变革,增强与民众的互动,提升个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感。

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地方政府信任的演化逻辑与叠加优势

地方政府在重大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的行动能力和治理绩效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文构建了政府信任的“结构-过程-情景”分析框架,通过重大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地方政府信任的演化逻辑,分析了我国党政体制在应对公共危机治理上的叠加优势。具体而言,政府主导的技术信任能强化公众对突发公共危机的基本认识,使谣言和不正当信息的负面效应得以降低;信任结构的相融性、信息过程的一致性以及情景感知的有效性共同形塑了地方政府信任的动态变化,而地方政府能够对危机过程中的多维一致性进行有效建构。基于高效能治理的要求,在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应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采取积极有效的危机应对举措,准确及时的舆论引导,建构完备有效的法律体系。

经济绩效、传统价值观与中国地方政府信任变迁——基于2002—2016年四波全国调查样本的交互效应分析

面对中国高政治信任的谜题,需要从政治信任的结构及其变迁做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该论域已有研究中存在概念化、数据选择及模型设定上的不足,利用2002—2016年四波全国调查样本,分析处于政治信任“保护带”结构层面的地方政府信任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公众的地方政府信任呈现出波动的状态,理性选择解释路径下的经济绩效及社会文化解释路径下的传统价值观虽然对于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但是,各解释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效应表明,经济绩效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并随着时间产生波动,而传统价值观的提升作用则稳定而持续。因此,随着传统价值观的式微,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将随着经济绩效的波动产生更为剧烈的变迁。

公众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的逻辑关联实证分析

巩固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是优化政府公众关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本文基于对公众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的理论分析,厘定公众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关联关系的逻辑框架,运用四市六区23个城乡社区的居民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因果推断方法,确认了公众安全感对地方政府机构信任、地方政府机构信任结构的积极影响;以中介效应分析探究并呈现因果关系的作用机制,证实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在公众安全感影响地方政府信任中的重要功能。本研究揭示了公众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确认了对其关联关系发挥影响的重要因素,为加强地方政府公共关系建设、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提供了启迪。

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局限及超越——基于地区-民族匹配视角下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考察

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地区情境中的民族代表性与地方政府信任水平间的关系,以检验并反思代表性官僚制在中国的应用与限度。研究发现,增加地区因素后,代表性官僚制的作用机制和作用强度发生了变化,不同地区情景下的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存在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汉族民众;在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仍然显著高于汉族民众。另外,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亦高于汉族地区民众。西方代表性官僚制对此现象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结果证实官僚代表性程度并非是衡量代表性官僚制的唯一标尺,这意味着代表性官僚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为此,构建了以官僚代表性程度与利益实现程度为标尺的代表性官僚制理论,从而增强理论解释力。

关于差序政府信任研究的文献考察——以1993—2016年华裔学者的研究为分析文本

差序政府信任是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政治现象,中国的差序政府信任现象不仅与政治体制因素有关,而且受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关于中国的差序政府信任研究始于1993年,此后,华裔学者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证实、定义,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意义。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在差序政府信任的动态分析、正负效应、民众心理预期以及区域比较等方面仍然有新的研究空间。

网络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数据C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政治观点交流和实际的政治行动等三个层面探讨了网络参与对我国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仍然存在.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政治观点交流能够显著提升中央政府信任,意见表达型参与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均未产生显著影响,而维权抗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流失.不同的网络参与方式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具有差异性.

新媒体时代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影响因素探究

政府作为国家行政主体,政府信任是考量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新媒体时代网民对央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大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分析影响差序政府信任的因素得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是影响网民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显著因素。进而提出,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廉洁政府建设、加强并规范非官方媒体使用、鼓励网民政治参与、积极回应网民诉求,以期提高新媒体时代央地政府信任,弥合不合理的信任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