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债务治理的制度检讨与法治化改造

修订后的《预算法》主要从“赋权”和“配责”两方面确立了我国地方债务治理的法律框架,但受制于“宜粗不宜细”立法技术的影响,难以有效满足地方债务治理的制度供给需求。实践中,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权责划分及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规范性,地方债务治理不断遭遇现实挑战。地方债务治理的权责配置,需要实现从“政策主治”到“法律主治”的转向,按照财政法治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配置,有效切割财政利益与金融利益,并明确地方债务治理权责配置的法律边界。

财政与金融法律界分视域下的地方债务治理

财政与金融在我国的关系呈现出含混不清的状态,金融系统与地方财政系统没有保持应有的安全距离,金融行使着某些财政职能或者说金融替代了部分财政功能,这是造成地方债务滥觞的体制性根源。推进财政与金融的法律界分,需要进行财政分权化改革与金融集权化改革,在财政责任方面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债务责任边界、创新地方政府债务责任的追究形式、实施财政透明度建设工程,建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度化协调机制。

“本”中窥“债”略见一般——基于预算报告的我国地方债务治理概览

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之后,债务治理工作成为预算报告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文本分词和词频分析的视角,首次以2015—2019年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的预算报告为基础,通过将地方债务治理工作提炼为防风险、稳增长与建机制三大目标,以及显性债务(包括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和隐性债务两大对象,系统地梳理了地方债务治理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全貌。同时,对于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地方债务治理的目标侧重和态度取向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和显著差异也进行了分析。相应结论对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地方债务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地方债务治理下政府会计功能实现路径

随着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加剧，政府会计功能的缺失问题逐渐暴露，政府会计功能在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下政府会计功能的范畴入手，在政府会计功能实现的障碍分析基础上，寻求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政府会计功能实现路径。

地方债务治理下政府会计功能实现路径

为加强地方债务治理,保障地方债务合理运转,根据政府会计的天然职能,发挥政府会计功能的作用对其进行治理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针对地方政府承担的显性或隐性债务,政府会计需要加强对其进行系统的、连续的、全面的核算、评价与考核,让政府会计真正地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信息载体。本文基于政府会计对地方债务治理的治理功能与重要性,分析政府会计在治理中面临的阻碍,对地方债务治理下政府会计功能实现的路径进行探析,以供参考。

分税制改革视域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理论辨析与路径展望

本文通过回顾分税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制度特征和学术争鸣,试图厘清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影响机制和改革路径。本文认为,分税制改革有效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初步构建起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权治理框架。从影响效果来看,分税制改革引领的“双重激励”将地方政府行政动员能力和市场增进能力有效结合起来,激励地方政府举债筹资建设了大量市政基础设施;但侧重“事上”而非“安下”的责任约束机制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衍生泛化、变相积聚。本文为推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分税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财权划分、事权配置、行政监察、市场约束等改革战略取向。

察言观行 以知其心——从预算报告文本中理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逻辑

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地方债务治理中的重要因素。本文首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识别并量化了地方政府对于政府债务防风险与稳增长的“言”,并结合二者的相应数据反映出来的“行”,通过察“言”观“行”的对比印证,研究了地方政府的债务治理逻辑。研究结果显示:(1)整体而言,“防风险”始终是地方债务治理中的最重要议题。地方政府对于债务风险上升的反应往往以“言”——强调防范债务风险为主,从“行”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逻辑更侧重于“稳增长”。(2)分省市来看,省级政府兼顾防风险与稳增长,而市级政府则在“行”上侧重于稳增长。(3)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防风险与稳增长基本保持平衡,中、西部地区在举债行为上倾向于稳增长,但对防范债务风险的关注相对较少。上述结论为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以及加强完善地方债务治理以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平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信贷可得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从财政体制改革层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高效制度支撑。本文运用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信贷可得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投入,且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缓解了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及信贷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区域性银行、大型国有银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更明显。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理论研究,有助于发挥地方债务资金的引领作用,对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协同升级,促进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实现国家善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新《预算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以新《预算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通过要素组成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高管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变化。文章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要素收入分配领域,强调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优化要素投入和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且为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并提供决策依据。

我国地方债危机处置的理论与借鉴——基于债务货币化的考察

当前,我国地方债规模过大,经济增速趋缓,多地债务相继逾期,一旦爆发债务危机,或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学界对当今中国语境下地方债货币化与恶性通胀关系的研究仍有不足,尚不足以指导解决现实问题。基于此,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视角下,探讨部分经典货币理论和典型事件适用前提和产生背景,探寻我国债务货币化的科学理论支撑,借鉴巴西地方债危机成功处置的经验。研究发现,债务货币化并不必然引发恶性通胀,而正是我国妥善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可行选择;“国家资本结构”理论为其提供了中国特色的理论支撑。

终身问责制探究:基于地方债务治理的分析框架

地方债务治理视域下的终身问责制是一种以财政责任为内核的公共责任机制,主要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增量债务,其制度构成可以从角色担当、说明回应和违法责任几个方面加以阐明。终身问责制在我国的实施,面临着领导责任异化与集体行动困境、程序正义缺失与督促监管困境、立法回应不足与责任追究困境,并深受地方政府公司化等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终身问责制的立法需要对适用范围、追贵主体、追责对象、追责程序、责任形式、豁免事由作出回应,同时辅之官员考核评价机制的变革以及地方融资监管制度的构建。

地方债务治理中权责配置的法治化路径论析

由于财权上移和事权下放,我国当前地方债务治理中权责不匹配现象较为突出,"表外融资"和"机会主义"等问题由此滋生。地方债务治理中的权责配置需要遵循系统性配置、组合性配置与倾斜性配置三大原理,并需要健全地方债务治理的法律规范体系、地方债务治理的监管体系以及地方债务治理的终身问责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近期目标与长效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及其债务只是其现阶段的形式体现,深层次的原因应从地方财政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探寻。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先"治"后"理"是基本逻辑主线,近期目标是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及其债务,但从长计议则应构建加强地方政府财力建设、规范地方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

新发展格局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人本主义价值观念引领新发展格局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转型,亟须完成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冲击、促进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增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民生福祉等目标任务。新《预算法》生效实施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提供了改革机遇,但也存在多重现实挑战。基于目标任务、改革机遇和现实挑战,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应统筹发展与安全,通过债务投资领域的适应性拓展和管理绩效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地方财政可持续。

为什么选择行政控制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基于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

选择行政控制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的内在原因在于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行政控制模式下,上级政府通过为下级政府提供隐性担保实现信用增级缓解其举债融资困境。行政控制型债务治理模式的模型分析表明政府间的最优隐性担保水平内生于地方政府的举债需求和举债融资成本,隐性担保并不是完全无效率的,行政控制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也并不必然为其它模式所取代。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就业效应

文章以2015年逐步推向全国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就业效应。双重差分估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起到了吸纳就业的积极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通过融资缓释机制、资产组合配置优化机制和公共服务提升机制,增加企业对劳动要素的投入,进而吸纳更多就业。随后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融资需求较大的企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较大地区中的企业、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的企业,上述效应更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企业对生产、技术和财务岗位员工以及本科、高中和其他学历员工的雇佣。文章证实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层面的就业有着积极作用,为深入挖掘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成效、解决就业难问题和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重要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渠道及效应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自2015年开始逐步推向全国,厘清此次债务治理改革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效果及其微观作用机制,对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保障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和284个地级市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强度DID模型,探究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强度与企业的股权性质、企业规模以及地方财政压力相关。企业所在地级市的财力冲击越大,提升效果越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的企业中,上述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融资约束效应和投资引导效应是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债务置换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抑制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长,放松了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债务治理改革对债务支出的严格规定能够抑制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引导高度金融化的企业“脱虚向实”,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传染路径、影响和应对措施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三期叠加”阶段,研究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及其治理是提升债务管理水平、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本文在梳理当前地方隐性债务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种类及特征,分析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传染路径、可能产生的危害及风险形成原因。接下来探讨了我国当前地方隐性债务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并选取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四个国家分别总结各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经验。最后,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际,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机制的启示和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关键数字技术突破的考察

提升民营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能力,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本文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其对民营企业关键数字技术突破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后,民营企业在数字领域的关键技术专利显著增长,这一效应在财政压力大、银行竞争度低、教育投入多、交通基础设施弱的地区和高新技术行业更为凸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激发了关键数字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即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有效缓解流动性约束,并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信息资源效应、数字战略效应实现关键数字技术突破。本文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数字创新效应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为进一步掌握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参考。

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2015年《预算法》实施后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政策冲击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改善企业创新环境,通过增加企业创新要素投入机制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结构效应则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对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效果受到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隐性负债率影响而存在异质性。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也能显著提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论从地方债务显性化治理的微观效应视角,为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实现“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地方债务治理双重目标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