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与为师——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出路研究

明清时期,地方儒学教师作为国家的文职官员,其出路问题不仅反映了政府及社会对地方儒学教师职业性质的认识,也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职业声望和教育教学质量,决定着地方儒学教师这一职业对已仕者和准备入仕者的吸引力,深刻地影响地方儒学教师的选拔。研究明清地方儒学教师的出路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教师职业的性质、社会地位及其发展历程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试论明代地方儒学教学秩序的演变

明代,地方儒学普遍建立,所谓地方儒学,主要是指府、州、县学。明初,地方儒学教学秩序正常。明代中后期,由于提学官、教官、生员的嬗变,地方儒学教学秩序发生重大改变。文章从明代地方儒学教学秩序演变的原因、过程、表现、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教学内外——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功能探析

明清时期,地方儒学教师承担了许多教师职业以外的其他工作,他们除了承担为各级政府培养合格的官僚后备力量这一基本职责外,还广泛地参与到各级政府的各种行政事务中,并发挥着对普通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等多种职能。对明清地方儒学教师的功能进行探入探讨,是分析其职业属性及社会地位的基础。

明代地方儒学的经费——以明代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地方儒学主要是指府、州、县学,还包括都司卫学。主要以明代方志为基本史料,从教官俸廪、生员的廪膳、儒学日常经费及其他辅助经费等方面考察地方儒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情况。

“文化惯性”与“雅俗冲突”:论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重建

元代地方儒学的释奠仪式上曾出现"礼乐坏缺","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雅俗冲突"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儒士的不满。延祐五年(1318)在一位江西官员的倡导下,礼部开始诏令全国各地宣圣庙置办雅乐。此诏令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对化解"雅俗冲突"、恢复释奠雅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官员和儒士从维护儒家礼乐的完备性出发,自觉开展雅乐重建活动。在元朝官方并未强制推行儒学雅乐的环境下,地方儒学雅乐的星火重建,是儒家礼乐观"文化惯性"的体现,也是儒士自我认同的曲折反映。

明代地方儒学创修经费来源考论——以“学记文”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地方公共工程的明代儒学建设,其建造与修缮并无固定经费来源,兴造资金主要由地方官设法筹措。明代地方儒学的创修形成了由政府拨款、赃赎、学田租金、徭役编派和捐助等构成的多元化经费筹集途径。政府拨款、赃赎、捐助是基础,学田租金和徭役编派等是补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明代地方儒学创修经费来源体系,为明代地方儒学的发展和繁盛提供了保障。同时,这种非制度化的经费筹措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儒学建设事业的常态化发展,这也是人治时代地方建设所面临的困境。

明初文化格局中的地方儒學與臺閣文風

明初文學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永樂至宣德間臺閣文風的盛行。以朝廷爲主導的臺閣文風,如何成功地覆蓋了在野的、地方的、下層的廣泛社會文化場域?追溯其來龍去脈,地方儒學官是值得關注的群體。相較於明中後期學校的荒廢,明初是地方儒學發展的興盛期。地方儒學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作用顯著,永宣時代的臺閣要員就多有任教地方的仕宦經歷;經由考覈選拔、親族鄉誼等聯結因素,地方儒學官與臺閣要員往來密切,交流頻繁,大量酬贈詩序體現出受臺閣影響的旨趣和文風。臺閣體的長期風行,是廣泛的士人群體參與的結果,體現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文化整合。臺閣文風可視爲明初打破朝與野、地方與中央二元對立從而實現以皇權爲中心的政治大一統格局的文化標誌。

当下地方儒学社团平台建设及新的业务增长点浅论

对于当下中国地方儒学社团而言,有必要立足于自身所处具体区域,有机整合区域内相关人、财、物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围绕推动新时代儒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精进有为,努力展现其使命担当。具体来说,地方儒学社团一方面应做到“守正”——加强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学术成果转化平台这两大平台建设;另一方面也应做到“创新”——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盘点儒学资源,倡行中式礼俗,开发线上内容,培育美德讲师。

明初文化格局中的地方儒学与台阁文风

明初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永乐至宣德年间台阁文风的盛行。以朝廷为主导的台阁文风,如何成功地覆盖了在野的、地方的、下层的广泛社会文化场域?追溯其来龙去脉,地方儒学官是值得关注的群体。相较于明代中后期学校的荒废,明初是地方儒学发展的兴盛期。地方儒学官在政治、文化生活中作用显著,永宣时代的台阁要员就多有任教地方的经历。经由考核选拔、亲族乡谊等联结因素,地方儒学官与台阁要员往来密切,交流频繁,大量酬赠诗序体现出受台阁影响的旨趣和文风。台阁体的长期风行,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整合,也导致了士大夫阶层柔若无骨,文风缺乏刚劲之气。

明代地方儒学功能述论

明代地方儒学即府、州、县学，主要具有教学、藏书、祭祀三项功能。明初选官科举、学校、荐举三途并用，后独重科举，而科举必由学校。地方儒学被完全纳入科举制的轨道，教学功能大为削弱，藏书有限，祭祀时所施教化功能也大打折扣，日渐式微。

近代儒学的地方性实践及其意义——以刘古愚的儒学改革思想为例

深居西北内陆的刘古愚,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声名斐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他虽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却以中国传统的教化哲学和实学为路径,自觉发展出了一套儒学的现代转型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儒学在不同地域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空间与文化环境互动所形成的地方性实践。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明初福建举人就任儒学教官述论——以方志所见为例

明初洪武至宣德间,举人是儒学教官的重要来源,其间就教的福建举人约有548位,占福建举人总数的35.5%。通过现存明清福建方志的记载可以发现:明初福建举人就教经历了总体上升、由不稳定到稳定的发展过程,而就教制度与传统的出路观念及举人的就教诉求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与冲突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在区域回避制度的约束下,福建举人的就教地主要为广东、浙江、江西等相邻省份,他们大体能遵照朝廷规定,切实履行育人职责。这些举人的异地就教是明初举人地域流动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