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存之道:一个滇西北藏族聚落社区资源图里的时空规序与地方共识

位于滇西北迪庆州德钦县的藏族聚落尼顶村,因“社区参与可持续生活模式探索”发展项目而衍生出的可视化社区资源图绘本《农事历》,是其社区内在俗成的传统惯习和集体生态经验的图式映射,绘本传递了村落共同体对自然生态、农事节令、环境灾变的具体感知以及应对策略。尼顶村《农事历》所见之村落行动者在一年生产大周期内的集体行动安排,真实写照了一个远在殊方而又咫尺眼前的自洽型“丰裕社会”的生动图景:由公益组织介入,社区原住民参与口述叙事、参与发展探索集结而成的《农事历》资源图是社区行动者周期性生产经验和再生产实践的自我呈现;而社区资源图的绘本式展示,也使村落共同体的传统生计经验、自然生态观照、资源管理智慧和资源动员手段,以及守望相助、有机团结的社会结构面面观得以生动透视。基于生态与文化整体观的人类善存之道在于:实践活动、发展选项同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及共生诉求协同推进。

地方性规范瓦解与法律下乡——以河南农村退出婚约为例

自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就一直存在两套规范体系在相互较劲,一套是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它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另一套是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它是维护地方秩序的根基。但是直到20世纪末,在乡村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地方性规范。乡村真正发生质变是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地方性规范及其赖以为支撑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国家法律呈现出主动下乡与被迎接的态势。法律下乡进一步肢解了乡村地方性规范。

政府间区域共识价值协作的原则与“长三角”实践

政府间区域协作的价值共识基本原则主要是互惠共赢和平等互信。中国政府间区域共识价值协作的形成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强制性引导、国际趋势的有力推动和国内区域结构的变迁需求。目前制度化的程度相对较低、区域合作的组织形式相对较为松散和缺乏统一的合作战略规划,导致长三角政府间区域共识价值协作机制还需要从基础做起,即在保证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共同政策和制度规范,实现组织体系内的超行政区的协调与管理。

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

【目的】推进垃圾分类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试图阐释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以明晰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的作用。【方法】基于内蒙古自治区1307份微观样本数据,利用Probit与Ⅳ-Probit方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结果】(1)地方性共识和群体融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地方性共识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群体融入在地方性共识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3)较其他村民而言,村内大姓村民更易受到地方性共识的影响,从而更可能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结论】本文认为应重视地方性共识的积极作用,并着力提升农村居民对村庄的认同与融入水平,依据不同群体特征采取差异化措施,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

构建低碳共同体:地方性共识与规模养猪户农业碳交易参与——以农村沼气CCER碳交易项目为例

以地方性共识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既是显性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筑牢乡村生态振兴"文化粮仓"的重要措施。区别于既有文献,本文以农村沼气CCER碳交易项目为例,探讨了地方性共识对规模养猪户农业碳交易项目参与意愿和期望碳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性共识中的口碑奖励和非正式权威惩罚既能够显著提升规模养猪户的农业碳交易项目参与意愿,又有助于降低他们的期望碳价。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本文从历史事件"改革开放"的角度考察了地方性共识作用的组间差异,发现"改革开放后出生组"因非正式权威惩罚而对农业碳交易表现出更低的期望碳价,因口碑惩罚而对农业碳交易表现出更高的期望碳价。

村民自治基本单位再认识与村级治理体系重塑——从广西W县S村调查谈起

村民自治是我国村级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的村民自治基本单位是行政村。现实经验表明,行政村自治缺乏集体经济作为物质支撑,难以获得村民的社区认同,实践中也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联邦制"治理模式,村民自治实践存在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村民自治基本单位与农村社会结构的不适应,容易造成选举为少数政治精英所操控进而使得选举形式大于内容,村干部缺乏应有的民主监督而演变成分利的中间层,自然村的自治也容易被行政吸纳或者制度忽视而受到削弱。从改革和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的角度看,可以探索将自然村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单位,将村委会改造为以公共服务和地方事务协调为主要职能的地方自治组织,建立一种"双层自治"的治理模式。

农村“倒贴彩礼”的发展逻辑——基于江汉平原北村的调查

彩礼是婚姻缔结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随着社会的发展,彩礼的性质和形式发生了重要变革。江汉平原北村"倒贴彩礼"现象形成的两个社会条件分别是,熟人社会中较强的信任基础和富人阶层主导的面子竞争。"倒贴彩礼"的本质是男女双方家庭在熟悉的本地婚姻中基于"面子"观念而进行的一种权力竞争游戏,地方性共识则是维系并强化"倒贴彩礼"新婚姻风俗能够在江汉平原部分农村盛行的重要机制。

对农村承包土地调整制度的反思——基于治理逻辑的视角分析

我国农村承包土地调整的变化已超出了法律的预期,重新解析农地调整的价值基础和调整因素,有利于构建更合乎农民需求的土地调整制度。农村承包土地的调整在法律逻辑层面与治理逻辑层面有很大的不同,政策、立法层面的法律实践与农村实际有一定的差距,而治理层面上,用经验材料从另一方面分析法律调整制度,以及村庄自身治理对法律实践的影响,才能用村庄本身的内部逻辑体现出调整根源。在调整问题上的形式和主体性同样有极大的区别,同样是支持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规范的性质其实并不相同,其背后的地方性共识的基础也不相同。让土地调整的法律逻辑遵从治理的逻辑,探寻治理的本质,才不至于让法律淹没于治理的逻辑之中。

基层治理中的“说服”何以有效?——基于鄂东、皖南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通过鄂东和皖南两个基层案例的比较,深入分析基层治理中“说服”行动的运作逻辑及其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结果表明:“说服”行动是基层治理主体围绕治理事务动员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资源,对治理对象进行“说服”以取得其同意,从而推动各项治理任务完成的过程;地方性共识的完整性程度、基层正式治理结构的有效性程度以及干部非正式治理资源的丰富程度是决定“说服”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概言之,基层治理的自主性空间以及基层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是国家治理目标能够有效落地的关键。基于此,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给予基层治理自主性空间,将国家的资源、制度和政策转化为基层的自主治理能力和切实的发展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