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与地方城镇发展——城市规划难以回避的一个体制问题

我国城镇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在行政序列中的地位的影响 ,地方政府① 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和动态的关系。文章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相关理论的梳理 ,提出适当地“分权”会更有利于提供适合地方偏好的公共物品 ,有利于“企业化”政府思想的确立 ,同时 ,政府权力向地方、市场和社会的适当转移有利于建立良性的地方治理机制 ,也有利于地方政府更有效地调动经济和社会资源 ,这对于当前我国地方城镇 ,尤其是小城镇的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提出 ,由于城镇规划的政策意义和政府行为特征 ,城镇规划应当内在于政府体制的改革过程中 ,并与体制的变革相适应。

地方城镇投融资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地方城镇投融资公司和地方城镇政府具有密切联系,虽然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法人主体地位,但是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不足,内部控制环境不佳,存在着政企不分、融资主体和负债责任主体不明确、缺失岗位分离机制、内部审计监督不足、风险管理体系和预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且由于投融资公司特殊的人员配置和治理结构,导致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力,部分项目的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损失。为了优化投融资公司的内部控制环境,实现政企分开,真正成为一个独立主体,就要提升公司的内部审计水平,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将预算控制、会计控制和人员控制落到实处,从而使投融资公司能够健康稳定发展。

从旅游角度看日本地方城镇在公共交通方面的做法

日本的地方城镇面临着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人口往三大都市圈集中等突出问题,外加私家车的普及,使得公共交通的客流量大幅度减少,公共交通运营单位不得不采取取消路线、减少公交班次等方式来降低成本。但日本全国的旅游都在蓬勃发展,为了吸引游客,地方城镇在公共交通方面采取了发行交通通票、将公共交通与地方资源串联起来、将地方特色反映到车外观及车内服务等多种做法来解决游客出行难的问题,并为游客创造出行乐趣。通过归纳、总结这些做法,可为我国乡村旅游业在公共交通方面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近代中国基层治理变革的设计、争议与困境——以城镇乡地方自治区域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改变了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城镇乡三种自治区域的界定,事实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县以下没有建制化治理空间存在的现实。在自治区域的划分上,基本的原则依然是尊重传统,依照基层社会的“固有境界”而划分各级自治区域,这事实上将传统的治理传统和自然聚落制度化和正式化。城镇乡三个层次的自治区域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基层治理空间,对后世的基层治理制度和治理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与乡村社会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筹办经历了设立筹办机构,培养自治人才,划分自治区域、调查选民与开展选举等几个环节。虽然由于清政府的灭亡,地方自治没有全部完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使州县以下出现了城、镇、乡的区域划分,同时,进入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的议员、董事、乡董以及自治职员共同形成"自治绅董"这一群体,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力量。自治绅董的权力来自制度化的体制,权力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展。他们所经手的自治经费,具有了普遍性和强制性。由于乡民对自治还不十分了解,也由于他们并没有在缴纳捐税后看到或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因而很容易误解自治经费被自治绅董私用或瓜分,从而导致绅、民对立。

略论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之缘起——以“双轨制”和“挑战—回应”理论范式的质疑为视角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清末地方自治整体的一部分,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以"双轨制"为视角,通过对"挑战—回应"范式的质疑,尽可能避开宏观层面的叙述,从微观角度探讨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缘起。

城镇化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探析

随着中央经济发展思路的明确,"城镇化"被确定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何为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融资,是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尤其是2008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推出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也使地方债务问题突显。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下,无论是考察地方债务问题,还是城镇化融资问题,都必须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考察,特别是城镇化推进的历史阶段来把握。

一种测度城镇建设用地碎化的指数方法

以集约利用土地为导向,发展了一种分类测度建设用地碎化的指数方法,并分析了顺德城镇建设用地的碎化情况。结果显示:尽管顺德建设用地的整体破碎度较高,但相对而言,建成区内的工业用地和村镇居住用地更为破碎;在用地总量约束下,为了提高城乡空间品质以及降低建设用地的碎化度,建成区内的土地整理应作为重要的规划工具。顺德案例也表明,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与建设用地的总量扩张相比,用地碎化对城乡环境品质的影响更为关键。

基于加权Voronoi图的牡丹江管局垦地城镇空间影响范围分析

黑龙江垦区与地方区域空间关系混杂,明确垦地城镇空间逻辑关系,对推进垦区改革进程、促进垦地协调发展及开展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均具有重要意义。以黑龙江垦区牡丹江管局为例,总结分析牡丹江管局城镇与地方城镇的区域空间构成关系,利用Sps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及区域城镇的基础数据,计算获得垦地城镇中心性强度值;以中心性强度值为权重,在Arcgis中利用程序插件生成标识垦地城镇空间影响范围的加权Voronoi图,明确牡丹江管局城镇与地方城镇的真实空间影响范围,为垦区改革及垦地协调发展提供研究与实践依据。

城镇政府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对策研究——以江苏南通市为例的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从农民工角度来看,阻碍市民化的因素是以户籍为核心的二元制度体系。而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在于财政成本、政绩体系、既得利益、外部性等因素。本文以江苏南通市为例,分析了我国非均衡城镇化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并从地方政府角度探讨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和障碍,最后本文提出了城镇地方政府平稳有序推进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可行路径和对策措施。

溧阳城镇独立坐标转换方法的探讨

结合GPS测量成果的应用问题 ,探讨了城镇地方独立坐标向国家统一坐标转换的几种有效途径及各自的特点 。

论清末城乡地方自治下的自治机构

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乡董为《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所规定的城镇乡地方自治机构,其由选举产生,并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进步特征。但清政府对其实施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使其具有浓重的官治色彩,并且清政府始终未能把其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从根本上说,城镇乡地方自治机构只不过是公益性的自治组织。

建设小城镇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协调机制》指出，在城镇化建设尤其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中需要广泛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其中，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如果政府能将当地企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在建设小城镇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地方新型城镇化财税政策法律研究--兼对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有关分析

本文提出地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是,地方新型城镇化是与地方历史风貌保护、文化传统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经济发展价值保护等内容和因素相互结合的统筹发展目标和进程。在综合性上,地方新型城镇化不是孤立的概念,它与社会经济发展整体相结合;在时间性上,地方新型城镇化是发展的新的成长期以及不同于原有发展的成熟过程。辽宁省在东北振兴进程中,不仅要注意大中城市的城市布局和发展,也应当注意中小城镇的主要推动力量以及农村问题,并且地方新型城镇化需要财政政策法律确保其发展安全有效。

对新建或迁建中小学给予600万元以上奖补

今年起，我区将实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工程，统筹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并实施万校标准化建设，使1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达到办学标准。针对一些地方城镇新建小区配套建设义务教育学校不同步，一些建成的学校硬件条件不足、办学规模与生源不匹配等问题，

改革开放前城市信用社建立与发展再探讨——以河南省新乡市汲县城市信用社为例

城市信用社一直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快速兴起的产物。但通过地方志资料整理发现,改革开放前很多市县都建立过城市信用社。本文选取1966年成立于河南省新乡市的汲县城市信用社作为案例,分析了其在改革开放前创建和发展的过程。汲县城市信用社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有资料可查持续经营到改革开放之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汲县的人口和经济结构,发现由于行政区划频繁变动和市县分级管理,无法形成新乡市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带动,流动性受限让邻近新乡市的汲县出现了工业发展的内生型城镇化。汲县城镇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汲县城市信用社长期存在的潜在原因。尽管本案属于个例研究,但改革开放前曾广泛建立城市信用社的历史表明,城市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的二元金融理论并不能真实刻画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案例研究为重新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和分析视角。

再造儒商:张謇的企业家精神

伴随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到了张塞这一代企业家的出现,已具备了现代性的意义,他们成为变革的主体,真正面对现代社会的法政制度、经贸工商与地方城镇的自主构建问题,而不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