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亲社：清代浙西乡村地方士人的施善活动与传承变化

清初由地方大儒全面推动、在江南乡村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葬亲社,没有固定的会所,而且主要局限于浙西地区。其源起、组织成员及其在整个清代的前后传承与相关活动,被不同时代地方士人所反复申说与实践,以抵拒彼时生活世界中有违儒家伦理道德要求的丧葬恶习。资助的对象基本是士人生活圈中贫而无力者,至于葬亲社的主要组织者,多是地方思想领袖或文化精英,都与一般而言的善会、善堂不同,也更可以反映这类善会在清代的一般面貌与地域影响特征,甚至于思想史上可能存在的意义。从清初至清末,葬亲社一直踵行不绝,原因当与地方的文化传承、官绅阶层对儒家思想中伦理孝道观念的长期着力提倡,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后,朝廷大规模整顿地方社会、重建统治秩序的新任务,都相契合。

《花马池城图》:晚清西北地方士人的心态和选择

《花马池城图》的思想史料价值在于它的绘制内容得以体现一直被学界较为忽视的晚清地方士人群体的心态研究。清末西北一隅,在特殊的历史境遇和自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此图体现出地方士人是如何借用自己的身份和能力自觉地去关怀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在官方与民间话语的互动中起到缓和与沟通的作用。地方士人将花马池城民众这样一段不为人知、容易湮灭在官方记载中的生活图景,以文字注释的方式描述出来,并安排在整幅城图中最显眼的位置,使这样一段反映地方士人和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永远地保留在了地方志书中。《花马池城图》最终实现了"目中有人"的思想价值,其绘制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选择,既是一段历史中的偶然,亦是亘古历史中的必然。

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活动诸层面:以柳开家族为线索

柳开家族是10世纪华北典型的地方士人家族。家族成员任官既有文职、武职,亦有由文转武者。柳开父辈任官中朝廷除授与幕府辟署者交错,仕宦区域集中于魏博六州;兄弟子侄辈则均为朝廷除授之官员,任职区域遍布全国。这两点反映了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家族发展的一般情况。唐末五代世乱之下,地方士人或逃亡隐居,教授乡里;或因仕途狭窄,为求仕进被迫由文转武,效力军门,尤以服务藩镇幕府者居多。到了宋初,随着国家统一、文治兴起,士人仕途前景广阔,隐居不仕者纷纷应举出仕。同时,五代宋初朝廷逐渐收回地方人事权力,幕府僚佐也基本转变为朝廷命官。以柳开家族为线索,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士人政治抉择、家族发展的诸多层面及其与时代变迁的复杂关系。

变革和回应:明清赣州府立阳明书院与地方士人

赣州府立阳明书院创建于明嘉靖初年,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得以重建。该书院在兴国钟氏父子的主导下恢复发展,体现出官学化,同时强调道德教育与经世致用理念。随后,赣县刘景熙将其改制为赣州府中学堂,实现了从书院到学堂的成功转型,成为了赣南新学教育的开端。阳明书院的变革同时反衬出地方士人鲜明的本位属性,展示出敢于担当、勇于进取的精神追求。

始进终退:再论近代地方士人与“国”的关系变迁——以刘绍宽《厚庄日记》为个案

本文以清季民国浙江省平阳县士人刘绍宽所作的《厚庄日记》为主体资料,对其经历与观念所反映的近代"乡"与"国"之关联的变迁,做一相对长程的梳理分析。概言之,借助轮船海运、近代报刊等要素,地方士人即便未曾长期脱离乡里,亦可产生"国"与自身、与地方命运关联空前紧密的认识,并在乡以地方变革应对国族危机。而另一面,中土原有的学术文教,亦被其视为"国"之所以继续为"国"的主要因由,和"乡"与"国"之间起码的精神关联所在。由此形成"始进终退"的关系变迁轨迹:民国代清后,此前趋新预流的地方士人对于危及本土之"学"或"教"的国家建设,已纷纷转入消极。"地方"在近代趋向"国家"的"统合"进程,终却可能吊诡地加剧了一国以内知识思想版图与社会的"分裂",促使形成了新旧更加分明、明暗更为不一的多个"世界"。

地方士人与晚清地方的下层“启蒙”——以浙江省温州府为例

在晚清以降规模空前的西力东渐与"国族"危机影响下,温州地方士人开始面向本地下层民众的"启蒙"实践。据其自身的理解,此类实践非仅是将新知新潮在地方作普及;外来之学与士人的某些传统观念诉求结合而生的亦新亦旧的知识观念,在其间或起到更关键的作用。此外,士人还借鉴西人(主要是传教士)在民间发生影响力的方式手段,据以抟塑本国"国族",再反过来与外人形成竞争。但在文字语言改革、演说阅报、反迷信、实业教育等方面的举措,即便在士人自身的观感中,实效似也多半未合预期。士人实际多是在建构自身及其子弟亲族的"国民"地位。以"启蒙"求"合群"的初衷,终却可能固化了地方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隔膜。

清代甘肃书院与地方士人的教育养成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形式,由原初的藏书、刻书、祭祀等职能逐渐演化为传统社会后期的育才中心,特别是清代,书院教育空前勃兴,其原因就在于书院教育与科举的联系。清代书院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其一表现在书院有严格的甄拔制度,受教者人数极少;其二是它的养士功能。书院教育的发达与否直接取决于书院山长的水平。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晚明名臣高弘图交游考

高弘图,山东胶州人,曾任晚明弘光小朝廷之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入内阁。其交游广泛,与家族成员、本土同乡士人、地方职官士人及其他士人皆有往来。由于交游主体的不同,高弘图的交游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与家族成员的交游带有维护家族生存、促进家族发展壮大的特点。与本土同乡士人交往具有构筑关系网以达到政治上互相呼应、个人与家族上维护利益的特点。与地方职官士人的交游体现了参与地方政事的特点,在明清易代的特殊背景下,高弘图的参与地方政局往往围绕城市展开,审视以高弘图为代表的“城市型乡绅”或对我们认识明代乡绅有着启发新视角的作用。

《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

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因其体例创新,在宋代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宋代方志开始定型之作。但以往的研究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据此所构建的宋代方志历史变迁,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曲折和偶然性,显得过于线性。本文经过对《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过程的细致考察,认为它在当时仍然没有取代图经的地位,地方官和地方士人都是将其作为官府修纂图经的资料而已,南渡后地方官之所以用它来暂时代替图经,主要还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官府"图籍散亡",具有偶然性。同时,地方士人关注和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并逐渐受到地方官的注意,到南宋时期形成地方士人编纂地方志的高潮,这是从《吴郡图经续记》开始萌芽的,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宋代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对于社会教化的共同关注和推动密切相关。

南宋时期《吴郡志》的编纂与刊刻——侧重于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考察

宋代地方志的兴起及其体例上的成熟定型,不仅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更由于朝廷、官府的高度重视,地方士人的积极参与,使得地方志的编纂和刊刻在当时具有了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力。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对《吴郡志》在南宋的编纂和刊刻进行个案性的考察,探讨该志在编纂和刊刻过程中的波折及其所透露出的社会、政治现象,可以发现地方志的编纂和刊刻已成为官府和地方士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地方士人争夺的资源,同时甚至因为参与者的身份与朝廷政治的变动发生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