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中的国家整合与地方性知识

本文主要讨论了教育领域中的国家整合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民族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滕星教授提出,民族教育应将国家整合的教育内容与民族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使得民族教育更加切合实际,这有利于民族地区教育"普初"、"普九"目标的实现。

国家治理与地方性知识:政策执行的双重逻辑——兼论“政策执行”研究现状

政策执行问题是现代国家治理遭遇的共性问题,它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伴生现象,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生成。现有的政策执行研究存在局限性:表现为着眼于官僚体制内部、小案例经验描述、缺乏有用的分析性概念。文章主张从国家治理与地方性知识两个视角建构政策执行的解释逻辑,国家通过政策实现治理目标需要正视地方性差异。地方性差异不仅指政治、经济、环境条件的差异,更重要的应该包括文化及当地人理解问题方式的差异,对差异的分析需要"深度描写"研究方法。这一解释框架开拓了政策执行研究空间。

国家认同与地方性知识书写：贵州余氏土司家族文学双母题

经过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清代土司制度逐渐走向衰落,土司家族向科举道路上发展,逐渐走向文学化,土司家族的独特性决定其文学独特的价值。但土司文学研究被土司制度研究所遮蔽,少有人关注。以清代贵州扯勒余氏家族为例,其家族文学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国家认同成为土司文学的主旋律;其二,土司文学出现了书写地方性知识的新气象。

由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我国西南民族地方性知识流变对认同的影响

认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认定，指社会成员对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这一理论源于心理学对个人归属感的研究，其中社会认同，是个人拥有关于其所从属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身份所伴随而来的在情感上与价值观上的重要性知识，亦即个体身为群体成员在这方面的自我观念，回答和解决“我是谁”和“我如何与他者相处”的问题。

地方性知识需求、地方依恋与环境责任行为关系研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中有许多包含着生态智慧的地方性知识,访客对这些地方性知识的需求是否会影响到其保护环境的行为,是值得探讨的。选取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案例地,以潜在访客为样本,采取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方法对地方性知识需求、地方依恋和环境责任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性知识需求对访客的环境责任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且通过地方依恋产生间接影响。因而三江源国家公园可以为访客提供地方性知识,以激发访客对地方性知识的需求,从而强化访客的地方依恋,进而促进访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实施。

族群—地方性知识、区域自治与国家统一——从法律的“普适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说起

法律不仅是地方性知识,而且是族群性知识,这一观念是对"法律一元意识形态论"的一种否定,是以法律多元的立场开启了一种新的法律意识形态。法律的族群—地方性知识理念,为族群和地方的自治开启了法律的学理前提。地方性知识表明,地方自治主要是一个涉及区域—地理边界的概念;但族群性知识表明,族群自治又是一个必然涉及文化—社会边界的自治。这两种自治之间,有时候是统一的,更多的时候则是冲突的,因此,寻求在两者基础上构造一种复杂的自治体系,就是国家治理之必然。族群—地方性知识,及其所致的地方自治表面上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国家统一可分为压制型统一和契约型统一。因此,族群—地方性知识及其必然所要求的地方自治,是推进国家契约型统一,实现国家有机团结的重要事实—理念基础。

地方性知识视角下农村水利影响因素分析

以地方性知识视角分析我国农村水利发展影响因素,主要指出我国农村水利发展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技术性因素,地方性知识因素也是影响农村水利发展的关键。无论是水资源缺乏的北方地区,还是河网密布的南方地区,农村水利都与不同地区的地方性知识有着重大的关联。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从农村水利的技术、制度、政治等方面分析农村水利发展的影响因素,但笔者认为,唯有加入地方性知识状态分析,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的比例,才能更加准确把握农村地方水利发展的影响因素。

权力的隐性因素——以地方性知识为视角

地方性知识实质上是象征性的符号系统,符号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媒介,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权力亦是通过特定的符号表现出来的,但其赋予符号的特殊内涵在于在人们内心情感互动之下,从隐性层面强化了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可从符号如何反照权力、符号特定含义及其展望三方面考察权力的隐性因素。

国家、区域与地方性知识:跨学科构建生态安全与屏障--“屏障与安全: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高端学术论坛述评

跨学科构建生态安全与屏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之一。从国家视角反思和丰富生态文明理论与方法,基于区域生态差异性现状,对环境资源优势和生态脆弱性进行综合分析,并制定科学的地方生态实践模式,重视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挖掘地方性知识和国家政策的融合维度,使地方性知识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发挥国家—基层不同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广泛的深度合作,避免国家政策和地方实践的对立分化,从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性知识、生态情怀与生态叙事——傅修延教授访谈

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傅修延先生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叙事学与赣鄱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其论文多次被国际权威检索平台A&HCI、《新华文摘》、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收录或全文转载,主要著作有《讲故事的奥秘》(1993)、《先秦叙事研究》(1999)、《叙事:意义与策略》(1999)、《济慈书信集》(译作,2002)、《文本学》(2004)、《赣文化论稿》(2004)、《济慈评传》(2008)、《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2014)、《中国叙事学》(2015)、《江西文化》(与卢普玲共同主编,2018)和《生态江西读本》(2019)等。他曾四次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一项重点项目),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生态叙事是傅教授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论文《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羽衣仙女传说与赣文化》《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等,从生态视角出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本质问题有其独到的认识和发现。他主讲的“赣鄱文化的生态智慧”课程,2014年被批准为“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根据其讲稿整理而成的《生态江西读本》于2019年5月出版,该书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历史上赣鄱文化的发展,揭示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不仅如此,傅教授还将自己的生态理念付诸行动和实践。他提出的“关于建议申报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研究报告”为江西省政府采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于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他还致力于江西师范大学新老校区的生态建设,努力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以求让师生在“诗意栖居中走向理性澄明”。在下面的访谈中,傅教授分享了他将人生视为一场“生态修行”的点滴体悟。

地方性知识与东帝汶的国族建设

在尚未有效建立现代国家集权体制前,东帝汶就进入了吉登斯所说的“民族国家的全球时代”,因而其国族建设历程与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论述有所不同。作为在2002年才重新取得独立地位的民族国家,东帝汶既面临凝聚人心、建设国民身份认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任务,也需应对全球化对中央分权和地方自治的要求。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祖先崇拜、神灵信仰、非对称式联姻制度以及二元政治结构等东帝汶地方性知识体系,论证其在东帝汶的国族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东帝汶的案例说明,国族建设不能被简化为“技术性”问题,政治和经济属性无法替代国族建设的文化属性,而且国族建设需要“自下而上”的草根视角,地方性知识与实践至今仍影响着东帝汶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观念,也持续影响其社群关系和社会结构。

乡村教育振兴的地方性知识逻辑

乡村教育振兴战略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意志以国家知识为载体与地方性知识存在着矛盾冲突。中国自现代性开启以来,代表现代性的国家知识克服重重阻力基本实现了对乡村教育的改造,然而这一改造过程很大程度上屏蔽了乡村教育的地方性,现代市场经济力量的介入进一步使乡村教育依附于城市中心论的国家发展模式。乡村教育振兴不仅要贯彻国家意志,更要体现地方视野,这是本次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经验基础。乡村教育振兴的地方性知识之维的构建不仅需要从阐释人类学、科学实践哲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女性主义视角对地方性知识概念基础进行再审视,还要从综合视角对地方性课程进行研究,以实现不同层次地方性知识在课程中的整合。

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中学语文教科书

"地方性知识"常作为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设置与开发的理论依据,但国家课程亦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教科书是课程的核心,研究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与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为蓝本,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审视国家课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地方性视角

国家治理内在地、深层次地与地方性知识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于人民需要和实行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在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新概念、新范畴、新范式,这就必须依赖于地方性知识。国家治理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国家治理与地方性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并受后者制约,国家治理的效果与其差异性联系在一起。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地方性知识为起点,在尊重和把握地方性的文化特征等基础上提出更加接地气、得民心的治理目标和方式。要以"党内治理"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打造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重构。要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人类治理文明中创造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

西方国家地方议会监督制度比较

议会当然地具有监督职能,但西方各个国家,同一个国家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地方议会监督制度又各有不同,我们从分析其地方议会监督制度的影响因素入手,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透视,可以对西方国家地方议会监督制度作以下的类型比较。 1。

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实践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实践说明,公民教育要紧密结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爱国主义教育要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的历史教育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知识教育,使民族群众了解、熟悉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历史,从而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意识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协调、统一起来。这种做法既能有效激发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也使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和地方性知识不致断裂、消失。现阶段,在我国的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发展观上,坚持"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和"多元一体、多样性共存"的发展方向和思路,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教育体系及其理论。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及其近代变革

国家治理作为一个舶来品,现实层面源于西方政府治理理论,理论维度则衍生于福柯的系谱学研究范式,它既是一种政治话语实践又是一项文本话语策略。中国古代王朝体制在长期的存续发展中形成了一套以王权主义为基础的治国模式。近代中国在西学冲击下做出回应,通过吸纳西学知识,在改革与革命合理推动下实现了国家治理从专制主义的"治民"向管理公共事务的民主化逻辑转型,并准确把握到乡村问题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重心。由此,在当下视角反思国家治理问题,应当摒弃现代哲学普遍主义的偏见,扎根中国现实,在一种地方性知识层面认识和塑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的文化相关性:一种人类学的国家解释路径——基于《尼加拉》的文本解读与理解

基于世界近现代史过程中西方国家所占据的支配地位,源于西方独特历史情境与文化脉络中的“现代国家”观念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知识”并形塑了大众对“国家”习以为常的理解。通过对格尔茨名著《尼加拉》的文本分析与解读,强调了国家在本体论层面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国家的形态、结构与特征“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具化表达。在这一认知框架下,“现代国家”不构成国家的唯一模板和标准,不同文化脉络中的国家会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结构与特征。

明清德安县学迁址之争与地方文化变迁

明清时期,九江府德安县(今江西德安县)县学多次搬迁和移向,水患、科举和民间风水信仰成为主导县学学址的主要因素.和大多数的观察结果相似,在传统的中国地方社会,以县令为代表的国家控制势力仍然是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主导,德安县学迁址之争的最后落幕亦是在官府势力的主导下完成的,其结果是德安地方的民间努力被当局者有意识地引导并为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