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改革的类型学:改革角色与共识基础

近年来,中国各地方政府推动的试验性和创新性改革不断涌现,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得以全面推广。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为何出现如此多样化的局部性改革创新行为?学术界的争论有二:一是地方改革的动力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二是地方改革的路径是渐进调适式的还是全面深化式的。围绕这两大分歧,地方改革可以归类为四种典型模式:孤岛现象、执行差距、渐进调适和创新扩散。类型差异背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和地方改革的共识基础存在区别。该类型学划分在理论上回应了当前海内外有关中国国家适应性和政权弹性的讨论,在经验上为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可预期的参考模式。

征询式民主:地方改革创新中的征求意见——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的考察

中国地方政府既有行政功能,也有政治功能。地方改革创新中既有不受民主约束的行政指令,也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民主性规定,具有“议行合一”的特点。征求意见的民主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其民主性体现在改革方案撰写前调查、撰写中听取意见、撰写后征求意见的全过程。征求意见过程有民主讨论、民主建议、民主完善和民主评估。改革创新中的民主性可以称为“征询式民主”,其民主性由改革的利益性、议题的民生性、领导的个性和程序的严格性共同决定。但征求意见的民主性也有其局限性,即民主的有限性、不稳定性和行政让渡性。

地方改革的逻辑:行动者的视角

以S区改革为案例,将S区政府作为S区改革的主要行动者,围绕行动者所处的环境、利益、动力与困境等因素,剖析了作为"激励"的改革,作为"政绩"的改革及作为"符号"的改革等有关地方改革的动力、目标及成效,认为地方改革的本质即科层重塑,这种央地同构、地方先行、聚焦于科层组织的地方改革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地方治理压力。

横向整合与纵向重构:地方机构改革的实践逻辑

破解体制碎片化与治理悬浮化的“双重难题”是新时代地方机构改革的关键任务,其核心是推进条块层面的横向整合与纵向重构。横向整合旨在通过优化重组部门间关系以实现“统筹治理”,体现为以领导机构整合强化党政统筹、以重点领域整合推进职能统筹、以运行机制整合实现业务统筹;纵向重构旨在通过合理匹配层级间权责以实现“赋能基层”,体现为以理顺县乡关系促进体制赋能、以改革行政执法推动放权赋能、以治理力量下沉实现资源赋能。从实践效果来看,地方机构改革呈现出一定的内在局限,体现为横向整合的结构性约束、纵向重构的自主性挑战与横纵协调的关联性张力。为此,需从深度融合、有效承接和动态调适等方面推动横纵联动。

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重构与分权:叶卡捷琳娜二世地方治理改革的历史考察

18世纪下半叶,随着俄国领土扩张与农民起义的爆发,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暴露无遗。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后,力主推行地方治理改革,重塑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分配,改变俄国传统的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模式。通过横向切割行政权与司法权、重构地方管理体系,实现权力下放,俄国最终形成“中央—总督管区—省—县”多层级治理结构。同时,通过向贵族分权,加强贵族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实行贵族等级自治和城市自治,构建起代表和平衡各等级利益的治理机制。这场改革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和贵族的积极性,对保障俄国政局的长期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存在绝对君主制和农奴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但仍是俄国历史上最成功、最有意义的改革之一。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研究

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新《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权力。“开前门、堵后门”的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能否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减少资源配置扭曲,从而促进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呢?本文利用2012—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探析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私人投资水平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地级市私人投资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能够通过抑制地方债规模和提升债务支出效率促进私人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改革对不同类型债务效果不一,对融资平台有息债务的影响最为明显。应进一步深化地方债管理,构建有效低息的债务体系,全方位推进地方债标准化和透明化,推动融资平台转型以及强化预算约束等。

地方政府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地方政府一直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将“行政放权”视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即经济决策权限从中央转移至地方,这一变革大大提高了地方的积极性并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动能。地方政府在决策时,能够更贴近当地实际情况,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并更能灵活应对地方新兴的经济形势,所以工作效率与经济效率的提升都十分显著。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与企业ESG表现——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因果推断

促进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积极实践对推动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社会责任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研究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效果对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和防止企业过度金融化等路径提升企业ESG表现。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微观层面ESG表现影响的文献,而且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分别提供了优化债务管理和提升企业ESG表现的实证依据,对于理解和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遵循比例原则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当遵循比例原则,防止对法治的常规性造成颠覆性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既有授权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比例考虑,但个别授权决定在17项授权决定所组成的乐谱中并不和谐。有必要运用比例原则反思既有授权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合比例地解释《立法法》第13条,明确其中的内容、时间和空间三方面限制的各自标准及其相互关联,从而促进未来地方改革试点的良性发展,保证科学和稳妥地推进改革、

地方改革新绿：拓展地方改革空间

未来如何深化改革？当“顶层设计”依旧为万众期盼之时，从基层寻找改革的新鲜血液和经验，且推而广之，尤为重要。

地方机构改革提速

要深刻认识到深化机构改革是进一步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的迫切需要,进一步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提升首都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解决城市治理难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此外,要着力调整完善乡镇、街道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持续完善简约高效便民的基层管理体制,进一步为基层扩权赋能,切实为基层减负,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抓落实上。

新时代地方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行动逻辑与创新路径——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探索性分析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新时代地方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行动逻辑分析框架,对陕西、湖南、江苏、广东四个典型试点省份的改革缘由、改革过程以及改革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新时代地方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行动逻辑本质上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重逻辑相互作用、合力催生的结果。新时代地方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行动逻辑,不仅有力解释了地方开展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机理,也为探索新时代地方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创新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引。遵循行动逻辑的基本要求,新时代地方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应立足当前的现实问题,从践行教育评价的育人本质要求、尊重评价对象的多元诉求、发挥多元主体集成的评价效应、加快破旧立新的制度供给等方面入手,走出一条既遵循共性规律又保持各地特色的创新之路。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如何影响共同富裕?——基于地方财政收支行为视角

科学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270个地级市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新《预算法》正式施行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探析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可有效驱动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在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通过增强其民生性支出偏向、提升合理化税收努力和强化预算约束刚性,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行和公共支出效率,进而有力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共同富裕的助推效应仅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和行政等级较低的样本组中,当上级政府相对高效时,该推动作用则更为突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价值理性及行政效能得以明显提升,文章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收入分配效应,也为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

构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统一大市场

我国现有的中央地方关系在税制划分、财权事权匹配上不尽合理,对哪些该集中、哪些该分散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同时,对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土地等领域的改革,各方分歧较大,对中央、地方在这些改革中各自应发挥的作用也缺乏讨论。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在维护统一大市场的同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寻找改革突破口,探索和比较不同的改革路径,寻找最优的改革方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国际经验看,在维护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向地方适度下放权力是大国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这对我国完善有利于地方改革创新的中央地方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从可行性、必要性和可取性看,可以充分、具体地考虑每项支出责任的历史沿革和复杂性,鼓励地方在多个领域探索不同的改革路径和管理方式。

新时代地方科技体制改革的回顾及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得来看,科技创新法治体系更加健全、党管科技的组织机构加快建设、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持续优化、科技力量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创新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改革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坚持实现科技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坚持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改革方向、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面对新挑战新形势,在改革的总体思路上,建议以战略思维把握改革全局、以系统思维形成改革合力、以创新思维激发改革潜能。在改革的重大任务上,建议加快推动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构建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机制,推进数字化改革重塑科技治理,完善全面创新改革的长效机制,持续营造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三重逻辑:效率、合法性与适当

地方政府改革分为中央主导型和地方创新型两种类型。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相应制度机制的调节下,自主创新型特征明显,追求生产效率、行政效率、配置效率的提升,协助中央增强其合法性。新常态条件下,中央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简政放权改革过程中强调政治统一,强化顶层设计,中央主导型改革重新登场,地方政府自主创新空间有限,保持政治正确和行为恰当的适当逻辑成为地方政府改革最务实的策略。地方政府改革形成适当优先、重视效率、兼顾合法性的三重逻辑。这一逻辑在J省SQ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过程中体现较为显著。

依法治国与改革：如何并行不悖？----基于《行政许可法》对地方政府审批创新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领域实施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中,依法治国是一项核心内容。随着法制建设与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化,过去形成的通过政策试点推动改革的传统路径,在实践中与依法治国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在保证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实现崭新的改革路径是目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论文通过分析行政许可法对地方政府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影响,找出紧张关系产生的缘由,指出该法一方面规范了行政许可行为,但对如何取消行政许可的实现路径并未提供足够的指引,因而在依法改革的新要求下产生了抑制地方政府进行审批改革积极性的客观效果,不利于行政审批改革的深化和推进。论文指出要实现依法治国与改革推进并行不悖,立法者可以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如设立改革法等为改革探索空间设置保障。

“无变革的改革”: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限度

地方行政改革往往陷入"无变革的改革"困局,这一困局与现代国家建设路径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嵌入在政党中的特殊的国家建设,其特殊性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一系列替代。替代逻辑决定了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三个约束:国家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冲突中的价值约束;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悖论中的政治约束;公众参与还是公民协商选择中的结构约束。囿于这些约束性条件的地方行政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变革。

大部制视角下地方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及其挑战

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将构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从大部制视角来看,这一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分散于党政文化职能部门的不同文化管理职能以及作为这些职能载体的机构之间的有效整合,可以称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我国地方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初始创新与试点推动两个时期,目前处于普遍推动阶段。经验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着一些重要困难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