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间关系与国内大循环:理论逻辑及中国实践

首先基于理论分析指出,地方政府的行为博弈显著影响着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条件:内生能力提升、供需两端有效衔接及国内循环系统运行高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间竞合关系经历了由物资交流、市场竞争到分工合作的嬗变,地方政府间竞合关系显著影响着国内生产、消费及流通环节的整合。透过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下文简称“十四五”规划),发现在“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省级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区域内资源整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但同时存在发展定位不明,开展内部“小循环”,市场经济建设的标准、规则冲突等隐忧。构建地方政府新型竞合关系、畅通国内大循环,应统筹区域发展、提升分工合作水平,加强东中西部地区跨区域合作、杜绝各类“小循环”,有序引导国内资源整合、避免恶性竞争,制订全国统一的市场建设标准和规则、推动地区间规制融合。

有选择的地方政府创新:从上下级政府关系到政社关系

从怡县创新来看,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概括为四种类型:授意存量创新、授意增量创新、自发存量创新、自发增量创新。地方政府的创新主要集中在行政体制领域的授意存量创新和社会治理领域的自发增量创新。前者体现了上下级政府关系,后者聚焦于政社关系。上下级政府关系领域的系列创新倾向于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政社领域的系列创新则赋予地方政府以更自主的权力。前者对上级政府有利,后者对本地政府有利。通过从上下级政府关系的创新转移到政社关系的创新,地方政府在限权的科层制改革导向下创新政社关系,扩大了自主权,以满足地方治理的现实需要。

地方政府干预、私营企业市场进入与经济增长:政企关系视角

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合理的政企关系有助于私营企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市场进入作为主要动因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地方政府干预则呈现抑制作用。私营企业市场进入与政府干预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干预跨越单一门槛后,私营企业市场进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促进转为抑制;当私营企业市场进入跨越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减弱,私营企业发展的正效应得以发挥。为此,可以从构建良好的政企互动机制着手,协调政企关系,促进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于央地财政关系的视角

从央地财政关系下的地方政府举债策略行为视角出发,将财政压力、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解析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基于200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带工具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财政压力与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综合影响效应和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压力是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的重要动因,它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刺激影响。同时,考虑央地财政关系中财政压力与转移支付的互动结合才是解释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制度因素,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显著存在于财政压力的门槛效应,随着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大,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由负向抑制转为正向刺激。据此,从改革央地财政关系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治理转移支付道德风险问题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基于利益关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利益关系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地方经济增长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与利益集团联盟,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进行竞争,在政治上为晋升而竞争。为了改变地方政府从辖区利益出发解释和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制度上创新,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在纵向地方政府间关系中的作用与限度——基于浙江省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

"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解释中国纵向政府间关系,乃至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治理绩效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赋予了上级政府自上而下落实政令的权力。但浙江省55名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上级政府调控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有限工具。第一,绩效的激励范围有限,表现为地方干部并不都认同"依绩效提拔"的判断,且有较稳定晋升预期的干部更不认同这一说法。第二,绩效的激励效果有限。一方面,"一票否决"指标的约束力不强,只有少数干部认为触犯"一票否决"指标会终止晋升之路。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绩效的激励效果差异显著,受访者认为重点工作比综合性考核排名、经济绩效更有助于晋升,而创新则被认为是展示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依绩效提拔"赋予了上级政府下达具体政策任务推进某些重点工作的较强权威,但并未给予上级政府设立绩效标准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的有力影响。

“关系运作”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及思考

"关系运作"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侵蚀政策执行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破坏正常的政策执行机制、扭曲政策执行应有的社会心理基础、异化政策执行者的职责和加剧政策资源的分配不公等方面。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还原"关系"的本来面目,通过设置立体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破除科层制度的封闭性和资源的高度集中、培育公共行政精神和公民政治文化等措施,来治理"关系运作"对政策执行力的负面影响。

重构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基于政府财政层级变革的分析

目前，地方财政日益困难，已经影响到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地方财政困难根源于各级地方财政关系混乱，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解困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财政体制创新。但是，若按现有过多的政府财政层级去规范各级地方财政关系，基层财政则没有出路。因此，要真正规范各级地方财政关系，彻底解决地方财政困境，须着眼于改革政府财政层级，构建中央一省一市(县)三级财政尊以此为基础，合理划分各级地方的事权和财权。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与反思

当前,国内有关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即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和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视角。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也提出了两种改革路径,即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尽管这些研究文献在理论论证上是自洽的,但却模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背后的逻辑。而且,因为其讨论仅仅停留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治理制度层面,也无法真正理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因此,要理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必须立足于变革制度环境、健全治理机制和规范行为主体三个层面的综合发展。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类型研究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是现阶段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从凸显政府与学校双方主体性的角度可以把学校变革划分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学校主导型变革和多元交互型学校变革三种类型。基于对它们的内涵透视和理论分析能够看出,这三种类型不能随意归类到优劣中差之等,要想处理好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必须妥善处理好"外塑"和"内生"的内在紧张。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经济法分析——兼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进路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存在诸多法律隐忧,主要表现为多重的风险类别与模糊的责任边界。完善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监管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是匡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需要在形式法治上修订《预算法》和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在实质法治上则需将"实质合理性"与"社会妥当性"注入财政体制的内核。

地方政府竞争:中国府际关系中的新趋势

府际关系实际上可以定义为各级政府间为了执行公共政策,而围绕提供不同级别的管理和服务所形成相互复杂关系的互动。在府际的各种关系中,竞争关系是重要的内容。处于转型的中国府际关系中,地方政府竞争表现的自身独特的特征。过度的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良好府际关系构建,所以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升地方政府府际治理水平。

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的若干建议

当前,地方利益膨胀对宏观调控的干扰和抵消已十分明显,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未能理顺的重要表现。必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合理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保宏观调控取得成功。

变革社会中我国公立学校与政府关系的调谐

公立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与扩大,关键在于厘清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厘清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科学界分中央与地方的教育行政权力;其次,要调谐好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的三个理论问题

政府与学校变革关系是当前完善教育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政府管理学校变革的职能转变、学校进行教育变革的职责确立以及学校变革中新型政校关系形态创生是探讨我国政府与学校变革逻辑和实践关系的三个维度。其中,职能转变包括从国家管理到公共治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到有限型政府;职责确立包括有条件的自主获得、无条件的政府监督;新型政校关系形态包括委托管理模式、多元交互模式、教育议事会模式。

近代浙江地方银行与政府之关系研究

与近代众多官办地方银行显著不同的是,浙江地方银行在其历史上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产生与浙江地方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浙江地方银行与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业务上的管理与被管理以及经营中的利益关系三个层面。总体来看,相互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并对地方经济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双方也存在着种种体制和利益上的矛盾冲突。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博弈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的强制关系向协商契约关系转变，中央相当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通过与地方谈判获得，形成放权让利的新局面，其博弈模式的均衡是中央政府采取下放政策而地方政府以对抗的对策回应，导致中央财政能力弱化。而分税制是对财政包干体制的根本否定，其着眼点是逐步收回向地方下放的权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博弈模式的均衡为中央集权而地方对抗的局面，中央采取“以牙还牙”策略，而地方政府的理性决策总是对抗中央政府，其结果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理性归位——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视角

推进科学发展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与优化,应在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的前提下,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变迁及其对地方政府职能取向的影响;并结合我国改革与发展实际,调整和改革现有维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建立起协调、规范、互利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促使地方政府职能在顺应中央宏观发展目标基础上的理性归位。

纵向政府间关系调整: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从一些典型个案来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没有理顺纵向政府间关系,形成了纵向政府间机构设置整齐划一的结构。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深圳、顺德等地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多样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调整纵向政府间关系应该成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视野。

观察中国市场转型的一个新角度:地方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伞式”关系

从"伞式关系"的视角探讨"市场转型"中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关系,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尽管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市场或市场主体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但是,在"官本位"和属地经济体制下,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关系模式特征依然是原有的"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还重要。如何更科学地认识这种"伞式"关系,既要看到它的现实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以便进一步优化各项社会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这种"伞式"关系,是一个亟待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政府、老字号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方面深入思考,探寻有价值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