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与上市公司ESG表现

2013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大资源消耗、环保等指标的权重。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9—2020年彭博数据库有ESG综合评分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该通知发布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越大,上市公司ESG表现越好,即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有企业、公司高管有政治关联、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多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制度是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能否破解利益悖论?--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视角的中国经验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地方官员变更、经济压力与企业环保投资

利用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地方官员变更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经济压力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市委书记变更对辖区企业环保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在变更当年,企业环保投资显著下降,但这种负向影响不具有持续性;当地方经济面临较大压力时,市委书记变更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负相关性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变更引发的环保投资减少现象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而且,当新任官员较为年轻或外地调任时,其辖区企业的环保投资下降较为严重。此外,地区特征、行业特征和环保压力等因素也会发挥调节作用。

中国地方政府“另一压力”——“讲故事”难题困扰地方官员(上篇)

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急速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叠加，使中国社会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矛盾交织的一系列特点，各阶层、各方面都承担着多重压力，地方政府更不例外。

财政压力、官员特征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颇为关注,遏制债务增量迫在眉睫。本文以财政压力和官员特征为核心解释变量,探究其对地方债务的影响效果。通过使用2010-2016年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与地方债务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引入省级官员特征后,省委书记的年龄过大或省长的年龄过小均会抑制债务规模的扩张;企业或中央工作经历不同的官员对债务规模的影响也不相同。最后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传导:地方政府变压力为动力

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实施,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地方政府纠正了环境治理中的偏差,而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应对不当也产生了一些消极行为,如环保“一刀切”,并产生了更为负面的效应。通过梳理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传导的内涵、表现及构成要素,分析地方政府面对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当前还存在环境治理问题的表现及原因,最终提出推动地方政府正确处理环境问题以更好达到中央环保督察预期效果的对策,这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与农民税费负担关系探析

文章从考察农民的收支入手,分析了传统农业县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并得出结论:目前在传统农业县,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可操作的途径是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通过激励等手段使官员与农民群众利益一致,引导地方官员在农民的小康之路上有所作为。

环保指标与官员政绩考核

新发展观所确立的新政绩观,要求我们对那些仅以单纯GDP增长为业绩而不惜破坏资源环境的政府官员,对那些只知道耗费财政和社会财富搞“形象政绩”、“窗口政绩”、“路边政绩”的政府官员,不能提拔重用！

实施地方官员离任环保绩效审计的思路

面对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严峻现实，建立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已刻不容缓。将环保绩效审计纳人地方官员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不仅是按照科学发展观合理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有效手段，也是低碳经济时代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

地方政府官员出现不作为行为的原因分析

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高压反腐态势、严峻经济转型形势、政绩锦标赛等因素影响下的不作为的现象十分突出。到改革的深水区的关头,他们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反而出现消极等待、懒政、怠政的行为,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党员干部队伍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文章将主要分析和阐明当前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出现不作为行为的外部原因,并进一步阐述在这些外部原因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客观难处、心理变化以及如何选择了不作为行为。这里的外部原因区别于官员个体的自身原因。通过在深入了解地方政府官员处境的基础上理解其行为,试图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长三角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度竞争行为研究

长三角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存在明显的过度竞争问题,主要表现在地价过低、税收过于优惠、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方面。过度竞争既影响了整体的经济效率也影响了社会公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地区间的利益冲突、现行的政府考核机制以及地区间协调机制的缺乏。规范招商引资竞争的可行对策措施有:改革现行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准确定位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地位、转变招商引资方式等。

晋升压力能够提高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吗?——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DEA-Malmquist分析

本文采用2009—2014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方法计算得到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后用面板Tobit、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官员晋升压力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结论,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晋升压力对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的两条作用途径。此外,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效率与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速度正相关,与人均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负相关。同时分析得出中国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效率有下降趋势,直辖市的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公众环境关心、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支出——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环保支出行为不仅取决于地区发展理念和发展状况,而且受到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基于环境关键词的网络搜索评价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并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强度(环保财政支出占财政一般支出预算的比重)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行为存在相互模仿的竞争效应;公众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公众环境关心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本地环保财政支出强度的增加,而且可以促进地理位置邻近、污染排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区的环保财政支出强度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在提升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强度上的政策效应不显著,但其对官员问责产生的督察压力会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强度的提高。因此,在环境治理中应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考核与督察和“自下而上”的公众诉求与监督促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改善。一方面,要重视公众的环境偏好及其社会监督作用,并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典型示范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严格问责与有效激励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

城市环保绩效、市长升迁偏好与市民环保满意度——基于2011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使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1年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调查在中国32个重要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来回答一个城市的环境质量即环保绩效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公众对于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满意程度。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关注城市市长对于环保工作的偏好对于环保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由于研究同时包含了公众、城市(包括城市市长)两个层面的研究变量,所以本研究使用了分层线性模型(HLM)作为统计分析工具。数据显示,财政因素、城市领导的环保偏好以及环境质量本身,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公众对于环保服务的满意程度,但从更深层次的分析来看,所有上述因素的影响机制都服务城市市长本身作为一名官僚之内在晋升冲动的解释逻辑。

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绩效管理的困境与成因

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绩效管理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地方党政领导的环保绩效考核,达到规范地方党政领导环保行为,提升其环保绩效管理水平,实现地方政府环保战略规划目标。我国从1999年开始按照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环境保护工作实绩考核暂行办法》推行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绩效管理上作。

地方政府公司化:环境群体性事件生发的体制解释——基于启东事件的考察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对内生性矛盾。当前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此伏彼起的频发态势,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可以说,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负外部效应之一。抑制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负外部性的关键在于平衡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在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以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地方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昭示着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体制需要转型,这也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

税制结构对地方政府产业选择偏好的影响作用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国民经济中重工业所占比重过高、污染严重、能耗比过高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考核中过于强调GDP指标的不利作用上，而对税制结构等一些相关制度因素影响作用的分析还不够深入。事实上，在大多数正处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往往都在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