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分析

近年来我国面临的高房价和失地农民问题都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有关,本文着重分析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并提出几点解决地方土地财政困扰的建议。

土地财政情境下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双边影响机制

研究目的:揭示土地财政情境下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双边影响机制,为科学实施耕地占补平衡策略、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提供双边经验启示和系统研究参考。研究方法:计量模型、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线性视角下,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双边差异,出让用地指标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债务规模,而购买用地指标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2)非线性视角下,出让用地指标的降债效应存在边际递减规律,购买用地指标在初级阶段会增加政府债务规模,后期影响却不显著。(3)地方经济增长水平对耕地占补平衡交易的降债效应存在异质性影响,经济增长处于中等水平时,出让用地指标能够最大化降低政府债务规模,而购买用地指标则会增加政府债务规模;经济增长处于低阶水平和高阶水平时,耕地占补平衡有利于降低交易双方债务规模。研究结论:耕地占补平衡交易要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应通过优化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扩大边际收益,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房价的迅速上涨,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和事权高度不匹配的现象,入不敷出的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城投债的无序扩张引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本文选取2015—2022年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各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区分不同类型土地出让收入、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地方财政实力和不同经济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另外,本文构建新冠疫情冲击变量,引入广义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新冠疫情作为外生冲击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新冠疫情冲击变量等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担保增信机构的风险缓释效果。实证结论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将提高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并且削弱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信用利差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在很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担保增信机构可以发挥不同的风险缓释效果,相较于无担保城投债,外部专业担保城投债的发行溢价更低,而内部关联担保城投债的发行溢价更高。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绿色转型

依据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促进本地经济绿色转型作用显著,但会阻碍相邻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合理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已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阻碍。以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开前门”和“关后门”两个阶段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两阶段改革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开前门”和“关后门”阶段改革分别通过财政收支巩固和债务规模控制来发挥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作用;异质性分析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激励较弱和财政监管力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效应会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推进债务预算硬约束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竞争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新兴增长极,但其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依靠土地出让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基于政府土地出让视角,构建地方政府博弈模型,选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09—2017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实证研究表明:成渝地区政府竞争与土地资源错配呈现显著的“U”形变化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这一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在替换变量和剔除核心城市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由于政府竞争博弈行为的反复特征,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存在动态循环的正向累积趋势。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

提升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是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在要求,也是防风险、稳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12-2018年全国238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提升财政透明度能直接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同时该作用受到审计监督力度的正向调节;另一方面,提升财政透明度还能通过控制债务规模、优化债务支出结构,间接改善债务支出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透明度较高、财力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非东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更为凸显。同时,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对财政透明度的积极影响亦有显著推动作用。本研究为地方政府进一步提升财政透明度以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革命财政中的地方主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再讨论

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的财政命运极其相似,皆受财政地方主义的羁制,陷入“中央孤悬”的境况。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中,以临时性的非税收收入为主,缺少稳定的税收来源。税收本应由各地解送,但革命省份在接收原财政体系之后,并未积极向中央解送应缴款项协助纾困救急,反而还希望获得中央财政的拨款,甚至截留成为常态。这当然与各省的政治态度及财政赤字有关,但仍受清末以来财政地方主义的直接影响。中央允许地方就地筹款,外销和摊派范围不断扩大,原属中央财政的正额赋税钱粮之征收权、分配权和使用权部分被转至地方。在武昌首义爆发后,大部分省份对清政府的催解谕令置之不理;在宣布易帜独立之后,各省对临时政府的催款命令同样消极应付。财政地方主义的延续,对政权更迭及革命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

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基于非税收入竞争视角的考察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考察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间非税收入竞争策略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压力的增加显著削弱了地方政府间非税收入竞争的程度;地方政府在应对财政压力时针对不同类别的非税收入采取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提高非税收入负担率以应对财政压力的策略性行为不仅扰乱了地区间公平有序的竞争,而且增加了居民与企业的经济负担。提升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抑制这一现象。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对象,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整体的技术创新产出存在负影响,但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创新类型差异,表现为对企业策略性创新存在负效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存在正效应。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上升,会导致财政补助的减少和外部融资约束的加剧,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研究

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日益凸显,为了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转让、土地批租的运作来增加收益。"土地财政"既是财政窘困的无奈之举,也反映出当前土地利用制度的不足。本文对"土地财政"的形式、成因、规模和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地方"土地财政"问题困扰的对策建议。

“土地财政”下的土地和住宅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的双重压力。我国目前实行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出让制度,许多受"土地财政"理念主导的地方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抬高土地出让价格(例如实施"饿地政策"),以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会推动居住用地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占据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居住用地价格以弥补机会成本。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越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以及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力度越强的城市,居住用地供给的受限程度越高,居住用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也越大。但上述地方政府行为通过土地市场传导至住宅市场的效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融资约束、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本文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地方政府投资和土地财政关系的分析框架,采用地方政府2002—201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融资约束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①地方政府投资和土地出让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受到了融资约束,过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②"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所导致的财政缺口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资约束,而金融发展则缓解了融资约束现象,财政缺口较小、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投资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最后,本文认为进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可以改善地方政府的融资条件,促进地方政府更有效率地进行投资。

中国土地财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负效应研究

研究中国土地财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负效应,对于土地财的兴利除弊、实现可持续的地方土地财税收益具有重要意义。阐述了土地财政的起源、涵义与性质,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分税的财政体制、国家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流转制度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的行为策略选择,进一步论述了由此产生的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推动房价快速上涨并积累财政金融风险,以及形成届际不公平和不可持续的财政等负效应。论述了后土地财政时代的涵义与存在的困局,在此基础上,从转变地方政府角色、完善财政体制、推进土地房产税系与农地产权及征用制度改革、改变以土地财政为动力机制的城市化发展、约束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风险性行为等方面,提出后土地财政时代转型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土地财政的动因和引发根源尚未有一致结论。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采用2003—2008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角度出发,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引发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且这一发现具有较好稳健性,官员任期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是因条件而异的,行政首长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相较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官员在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由此得出,缓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官员晋升模式,创新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延长和稳定官员任期是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本文的发现对进一步理解我国官员治理模式,以及有效缓解土地财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及其弊端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把土地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对地方财政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不利的影响。分析了财政激励条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为,并在环境保护视角下深入分析这些行为对地方财政和土地资源的影响。发现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地方政府以持续开发土地作为发展动力的"土地财政"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能为地方政府带来稳定的财政收入,终将导致财政收入的枯竭。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综合经济影响及改革路径分析——基于对大连市土地财政实证研究

我国土地财政从形成、发展乃至演变成今天这一褒贬不一的概念,是有着特定的体制因素和制度背景的。因此,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特定制度背景下的一种行为模式,其选择有其现实的合理性。本文从宏观经济的发展现状出发,以大连市为例,通过土地财政与反映地区发展的不同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指出土地财政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以土地财政在短期内无法完全退出经济的现实背景为前提,从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地方土地财政改革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其今后的地方财政健康发展提供思路。

转型期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分析转型期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实质内涵与演变历程;从弥补地方财政支出、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论证了土地财政模式的正面效应;从侵害农民利益、诱发土地寻租与腐败违法、形成地方政府届际不公平、导致经济实体空洞和金融风险方面,论证了土地财政模式的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建立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征地补偿制度、加强土地市场建设和界定政府对土地收益分配关系及征收形式方面,提出改革与完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的基本思路。

“土地财政”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研究——以中部地区C市融资平台为例

"土地财政"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运作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房地产市场火爆发展时期,"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迅速膨胀的"催化剂",而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迅速降温,"土地财政"又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爆发的"导火线"。要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应以改革"土地财政"为契机,一方面,通过构建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机制,减少融资平台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降低融资平台债务运行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融资平台债务监管,创新融资平台市场化融资方式,提高融资平台自身的借债和偿债能力,确保融资平台债务能按期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