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从“总体-支配型”到“技术-治理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

在国家给定的社会治理总体布局下,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动逻辑呈现出一种"总体-支配型"管控特征,而由此种特征带来了公共服务效能感难以提升、"刚性稳定"思维中运动式治理突出、"条块"关系矛盾所导致的治理机制无法整合与优化、服务型社会组织培育的制度性困境重重以及规范化的治理效能评估体系与服务购买项目评估机制难以建立等诸多问题,成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行动困境。针对这一问题,文章认为地方政府未来社会治理创新的策略逻辑应从"总体-支配型"的管控行动逻辑迈向"技术-治理型"的共享共治逻辑,以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效能。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提升的路径选择——以制度伦理为视角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由单向管制向多元互动转变,这种转变只有通过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方可逐步达成。从制度伦理视角看,制度创新是促成转变的应然路径,而制度伦理则是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当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持续性困境即缘于制度伦理的缺失,因此,应从贯彻制度发展观念、树立制度评估伦理标准和促成制度体系伦理整合等制度伦理建设方面着手,方能从根源破解现实困境。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项目制运作

社会治理创新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国家正在倡导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而社会治理创新主要是通过地方的试验来实现全国层面的变革。通过对一个地方政府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进行个案研究,指出通过社会建设部门实行项目制运作,是地方政府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方法。项目制可以集中力量动员政府和社会资源,并在竞争中推动基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与此同时,项目制运作过程中也会出现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不足、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在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公共安全、法治化、信息化、重视民生投入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同时存在理念相对滞后、主体结构不健全、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手段单一化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有:政府自利性、传统政治文化、基层行政人员素质、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公共财政体制不健全、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公众政治参与渠道不健全。分析其问题和成因,对于深化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

为竞争而创新:“理念—行动者”框架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逻辑解释

按照“理念—行动者”框架分析,社会治理创新竞争是国家治理理念转变下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是央地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期望的一种回应。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展现出有限理性行为,出现了为竞争而创新的行为偏差,展现出弱GDP产出与强注意力分配、实质空间扩展与自主空间紧缩、问责制度强化与治理创新竞争三重悖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异化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的激励资源,其通过安全创新空间、上下级共谋等形式,一方面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另一方面则与其他“创新共同体”进行竞争,揭示出为竞争而创新的缘起、演变与强化的逻辑过程。中央政府应推进边缘革命向顶层设计转向、完善监督与官员评价等治理制度,地方政府应转变治理观念,同时强化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政社协同,真正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增进社会整体福祉。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问题和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依赖公权,而忽视了其他治理方式,忽视了民意,忽视了公权和民权的平衡,导致社会治理效率非常低。所以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放权、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协商机制、丰富社会治理工具等方式来对社会治理机制进行创新,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

创新社会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对其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进行概述,并探讨了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意义,然后基于创新社会治理视角,提出了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策略。

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实践机制——基于政府创新视角的分析

地方政府引导乡村数字化治理需要政府创新,逻辑是绩效生产与风险控制。基于政府创新视角与“阶段目标迁移—要素敏捷调整”框架,分析乡村数字化治理历经“数据平台初建—县域智治布局—成果展示共享”建设阶段,地方政府分别采用“要素纳入、要素拓展、要素优化”行动策略,达至“工具嵌入—体系建构—效能提质”阶段性目标,获取创新绩效;数字化治理建设过程中,政府以“决策科学性、价值合理性”机制化约束,规避创新风险,助推治理实现。

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内卷化与创新科层化——职能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标的物,并被科层体制所吸纳。基于苏中JY区的调研发现,将创新目标纳入绩效考核,采取程式化的方式推进创新实践,强制扩散推广创新经验,即创新科层化,成为当地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机制,并引发了创新泛化、形式化和悬浮等问题。以竞争强度—竞争空间为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和标的物的特点,可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竞争强度与竞争空间不适配,导致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竞争内卷化,是创新科层化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重新认识地方政府竞争在社会治理(创新)层面的限度,重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政府间协作和群众动员,有助于问题解决。

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社会?——兼论层级制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化路径

在大国治理中,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两种国家治理结构,形成层级制治理和矩阵式治理两大模式。层级制国家治理模式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地方自主性膨胀对中央权威和国家制度的消解问题以及层级制固有的信息失真问题。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设计,可以有效克服层级制国家治理结构产生的国家治理难题。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职能嵌入与服务嵌入:前者指中央在地方设立中央垂直管理的嵌入机构,实现中央政府职能向地方社会的下沉,在某些领域形成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后者指中央政府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虑,在地方社会设立的服务机构,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地方民众提供属于中央政府事权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的做法不仅能够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还能实现更为有效的双向监督,这些无疑会大大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绩效,使政策制定和调整更加贴近实际,更富有针对性。

多重堕距:地方政府创新缘何难以持续——基于安徽省亳州市B县邻长制的案例研究

政府创新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共同决定着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通过构建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影响分析框架,对安徽省亳州市B县邻长制这一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多重堕距如何影响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表明:资源堕距弱化了邻长制运行的组织动力,文化堕距加剧了邻长制运行的主观阻碍,能力堕距限制了邻长制运行的功能发挥,而多重堕距共同作用则降低了邻长制运行的可持续性。多重堕距为研究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地方政府保持创新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政社共谋: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共谋现象”不仅是一种避责策略,还是基层政府的灵活性体现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源泉。当前一些地方形成的“政社共谋”就是基层政府灵活施政的一种变通策略。基于基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案例考察,对“共谋理论”进行拓展,可提炼出“政社共谋”的理论框架,用于分析基层治理创新过程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间进行联合共谋的动因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体制压力和政绩驱动是“政社共谋”形成的动因,表现为:在体制刚性化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希望借助社会组织来创造工作灵活空间;并且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治理时更具备创新性,符合基层政府的政绩需求。在“政社共谋”下,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形成双向依赖关系,并通过行政动员、资源俘获、政策庇护等机制来保持长久稳定的共谋关系。“政社共谋”正是基层政府在不改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创新性机制探索,体现的是积极寻求自主空间和完成任务的逻辑。

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与困境

我国在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要的转型,“大政府,小社会”的政社关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实现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决策主体以及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主体的转变,推动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从管控者转向引导者。但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需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之间存在错位以及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对这种关系的转型构成了挑战。

从地方回应、中央推广到自发学习: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演变与结构约束——基于网格化管理的纵向案例研究

打开“过程黑箱”是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地方治理创新通常会经历地方回应发起、中央推广扩散和地方自发学习三个阶段。社会嵌入、政治支持和文化规范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关键机制,社会嵌入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政治支持促进了创新项目的延续扩展和纵向扩散,而文化规范则推动了创新项目的政策学习与自发扩散。地方回应型创新跃升为国家政策的过程,既是社会嵌入机制逐步减弱、政治支持和文化规范机制逐步增强的过程,也是反复进行的“地方化”和“国家化”过程。

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中的法律职能与责任探析

地方政府法律职能与责任对于有效地管理和发展特定地区至关重要。本文探讨地方政府在区域治理中的法律职能与责任,并分析其在促进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区域性问题方面的作用。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阻滞及创新路径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有助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伦理道德层次的提升、资源合理公正和高效配置以及我国公共政策的优化和有效。但现实中仍存在着社会组织社会资源不足,公益产权基础薄弱、政府管制苛严,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缺乏,多元力量整合困难、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乏力,公信力不高等问题。因此,要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实效,必须遵循国情为本、政府主导、渐次推进原则,清晰区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领域、协调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责任关系、建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

社会组织领域中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与制度生产——基于A、B两省省级制度文本的比较分析

我国的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高速发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地方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制度性激励约束和机会结构,而地方政府的制度生产是在特定治理逻辑支配下的治理行为,地方政府在社会组织领域的治理逻辑分化为强发展逻辑、强控制逻辑和均衡逻辑。在不同治理逻辑的支配下,地方政府的制度生产在目标定位、类型偏好与策略选择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形成具有不同结构性特征的地方性制度体系,从而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制度性激励和约束。因此,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要求地方政府更新治理理念,积极、主动地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制度生产,促进社会组织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整体性观察框架——从社会问题的对策创新走向现代化制度治理

4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从“在地化”的问题出发,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为支撑点,主要着眼于社会问题的对策创新,逐步形成了可以进行整体性分析的框架要素,它包括“地方化中国”的理论观察视角的重要意义、地方创新的试验功能与国家整体性治理体系的互动、“纵-横结合”的两个政府创新典型演化路径,以及政府创新的制度化和国家创新稳定化的可能性。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就必须维持地方政府应具有分散性创新行动空间、试错空间和积极性发挥空间,使得国家整体性发展任务的完成继续建立于地方任务分解结构与危机化解机制之上,在此基础上使得国家政府创新与地方政府创新自主性形成有效互动。同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内卷化”的趋势。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