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及汉初政权对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及其意义

秦汉在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上,经历了不同的历程。秦延续传统一步到位实施郡县制,汉片面以秦亡为教训,历经数代三个阶段的艰苦探索,最终也确立了郡县制。两朝的历史及治国思想是形成两者不同的主要原因。秦汉确立的郡县制从根本上瓦解了我国早期带有浓厚血缘关系的世袭制度,催生了官僚制度,给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标志着自夏商周以来沿袭已久的职官制度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 宗教制度的改革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一历史事实不仅使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是自元朝(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参加祖国版圖以来,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之一。因此,阐明这一历史事实,并加以论述,对今天现实斗争,是有它的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治制度

關於太平天国地方政治制度問題,今日我們所能看到的資料,除其本身文件——天朝田畝制度一書而外,只有地主階級分子張德坚編纂的“贼情彙纂”比較完善,但是,它們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所記述都限於太平天国早期(一八五六年以前)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事实上太平天国十余年的歷史,其后期的政治措施確也有些異於前期者;这些,我们现在还不能得到一本够全面又系統的資料書籍加以参考?我們要了解整个時期的天朝政治經濟制度,便必需借助於地主階級各种記載。雖然,这种記述倨管是片段的,甚至是歪曲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近代乡村治理与保甲制度、县制与县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省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打破了传统的官职研究重在职官演变的历史局限和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史学观念的束缚,将制度变革与历史时代变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本科学的研究特点。但近些年来,无论从研究频次还是研究规模上看,制度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学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另外,在今后的制度史研究中,如何化"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如何让制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也是一项亟待学人探索的课题。

《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出版

贾玉英教授著《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201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是其《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一书的姊妹篇,除绪论等内容外,正文凡八章,各章自成专题,又相互联系。全书以体制变革为门径,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依次对唐宋时期京畿管理体制变迁、“道”“路”制度演变、地方政区“府”制和三大京府的管理制度及其演变、地方州军监管理制度演变、县级管理制度及其演变、乡村基层管理体制及其变迁、地方使职差遣及添差官制度演变、地方监察体制及其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唐宋时期的地方管理机构,呈现了唐宋地方政治制度的各有机部分及相互关系。

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

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周边诸民族的不断内迁,中国北方地区在经历了血腥的民族冲突的阵痛之后,最终归于多民族的融合。在此过程中,传统的汉民族文化不仅经受了周边民族朴素、刚健精神的冲击,而且在民族融合所造成的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输入外来思想文化,出现了许多以往单一民族政权中难以想象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现象。北朝中后期,随着民族交融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标志,颁布了诸多新制,推行了一些新政,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气象。本期以"北朝制度与文化革新研究"为主题,邀请华南师范大学李凭、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大同大学殷宪、扬州大学王永平诸先生就各自的研究领域作一专题讨论。李凭先生的《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一文,宏观论述了十六国北朝历史变动的轨迹、特点与地位,特别论述了制度创新对北朝民族融合的深刻影响。严耀中先生的《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一文,对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独特的"三刺史"问题加以考释,以为此制主要在北魏前期实行,其范围则主要在缘边和战略要地等驻扎内朝禁军的地方,除设两汉人刺史"对治"外,其领兵之将兼任当地刺史,从而形成"三刺史"。殷宪先生的《贺多罗即破多罗考》一文,将出土文献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漆画题记与《魏书》、《北史》、《通鉴》对勘,以为题记中的破多罗,即《魏书》太武朝多次从驾征伐的贺多罗,涉及相关爵位官职和功勋业绩的具体考释。王永平先生的《北魏孝文帝之任用南士及其对南朝文化的汲引》一文,比较深入地考论北魏孝文帝全面汉化过程中,重视任用入魏之南朝流亡人士和具有南朝文化特点的"平齐民"子弟,其目的除了与孝文帝之南进战略决策相关外,主要在于通过他们以转输南朝之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进而推动北魏之社会变革。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专员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又一个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南京建立,它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学术界对其省县间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称专员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问题的探索鲜见史坛。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正于史学界同行。一国民党南京政府为加强自己的反动统治而创设了专员制度。该制自1927年底在少数地区自发施行到1948年5月废除为止,历时21年。其演变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一)自发施行阶段。从南京政府成立到1930年初。

15世纪中国一次地方政制改革——贵州建省与明清官员客籍化

贵州建省是 15世纪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是明初实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政治与中原一体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步骤。由于正式建省 ,开创了全面派遣流官治黔的新时期。通过干部客籍化 ,中央对贵州的统治管理有了组织保证 ,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得以大规模地进入贵州 ,揭开了贵州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页。从入黔客籍官员的级别结构、素质构成来看 ,可知中央十分重视省一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从入黔客籍官员的事迹和政声来看 ,可知其中不乏名臣、贤宦、文士、武将 ;从他们治黔的得失之中 ,可以总结出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述评

清末民初河南一度掀起地方自治热潮,从设立地方自治筹办处、训练自治人才到两级地方自治的展开,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政治试验,而地方自治之所以无法顺利推展,既有制度不良的原因,也有经费等方面的原因。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述论

地方自治是指＂在一定的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的公共事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1]56。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地方自治也给予了极大关注,是其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特别”之处

中国特别行政区制度非常独特 ,既有别于国内其他地方自治制度 ,又不同于国外包括联邦制国家成员邦在内的地方政治制度 ,具有制度设置的特殊性、区域地位的复合性、制度运行的差异性、享有权力的超越性。

论清末地方自治思潮

翻开清末的报刊书籍,"自治"、"地方自治"是使用频率甚高的新政治词汇。1903年后,鼓吹宪政与地方自治的刊物有十余家,宣传与介绍地方自治的书籍超过百余种,1900至1909年三年间成立的以地方自治命名的政治团体估计有百余个(详后)。1907年后作为预备立宪的内容之一,清朝政府也把实行地方自治制作为国策,逐步向全国推行。可以说,地方自治是晚清以来流传最广的一股重要的政治思潮。

清代各省的政治制度

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总是前后继承,互相因袭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遽异"。在历史上每当新的王朝出现,总是对前代统治制度,斟酌损益,精心擘划,接受其经验教训,在旧有基础上建立自己认为满意的制度。封建国家的地方政权,更是直接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工具。有清一代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动派对地方政制的变更及其作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的进攻,不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且喊叫“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口号,进行残酷的“政治围剿”。兹将反动派在“政治围剿”中具体表现在它的地方政治制度中的变化,及其反动作用,作一系统的叙述,企图对当时反动措施作出彻底的揭露。一、国民党反动派在伪省政府中的合署办公: 伪南京国民政府原来于1930年二月所修正的省组织法,虽规定各省政府为“地方最高行政官署”。

河北省专署专员群体构成考察(1949—1966)

专区专署制是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实行于省县之间的重要地方政治制度。作为中共高级干部，专署专员（包括正、副专员，下同）是专署行政的核心。考察这一群体的结构，是分析专署行政及专区专署制实施状况的重要指标和依据。同时，由于中央对专员的录用没有明确规定，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便显得更加必要。然而迄今为止，对专员群体鲜有专文探讨。

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法的发展(上)

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已完成了从秦汉时期羁縻制的理念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化。在推行经制州县的同时，羁縻州县制也在西南广泛推行，成为这一时代地方政治制度的特色。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基于其自身尚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原因，认为“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益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一改以往“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偏见，以较为宽容与公平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收到了“中华既安，四夷自服”的统治效果。羁縻府州主要为控制边疆少数民族而设，任命当地部落的首领为羁縻机构的都督、刺史等官吏，并允许世袭，其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其义务主要是奉命出征协助唐朝作战。

明代知县的关系网

社会关系是人在共同的实际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犹如一张网,把连人结在一起。这张网不但有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人的心理因素。这就决定人是织成这张网的结扣,在网络内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由此看来,明代知县的关系网不仅是由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构成,而且知县本人的素质和心理因素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整个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中,知县处于中下层位置,在上下左右的行政和政治、经济关系网内,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又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因此,了解明代知县的关系网,不但会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地方政治制度。

国民政府时期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省级行政体制,是国民党维护在地方的统治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然而,从地方政治制度的发展轨迹上看,它又是在封建政体趋于瓦解的中国近代历史潮流中产生的变革。因此,探讨这一行政体制变革的内容、原因、以及变革后省制的地位等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来说,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略论宋代通判职能及其演变

宋代通判职能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变。宋太祖、太宗时期开始设置通判,通判具有与长吏均理郡政的行政权,监督知州的监察权,兼管农田水利和部分税收的经济权。宋真宗、仁宗时期通判权力扩大,体现在通判专理郡政,监督武臣知州,兼管常平仓、屯田等方面。宋神宗至北宋末年,通判成为州府的"倅贰",其行政权削弱,并失去了对知州的监察权,但此时通判兼管钱谷、盐茶等,经济权扩大。南宋时期,通判"倅贰"地位无大的变化,监察权淡化,经济权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