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地方政绩偏好对居民幸福感的双重效应

提升居民幸福感是地方政府落实新型政绩观的重要体现。基于CHIP两期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地方政绩偏好对居民幸福感的双重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绩偏好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以及考虑地区异质性后,这一负向效应依然显著;民生性支出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地方政绩偏好对民生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伴随新型政绩观的推进,地方政绩偏好通过民生性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由负转正。进一步研究证实,地方政绩偏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负向效应最大。

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将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绩信息的载体,研究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外部关注强度、内部治理水平和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是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针对非国有、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较弱地区的企业,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发挥更强的边际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在行业层面具有溢出效应,能够降低与被提及公司同行业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如何正确考评地方政府的政绩

本文从目前地方政绩考评的局限性入手,对地方政绩考评的目的与内容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新的地方政绩考评指标体系。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政府控制与国有企业税负

以我国2004—2012年A股非金融类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区分了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控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政绩诉求对国有企业控制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及该控制程度对国有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包括财政盈余、相对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且省级政府更注重相对经济增长率及失业率,市级政府更关注财政盈余水平;三个政绩诉求中相对经济增长率对政府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与省级政府相比,市级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税负更重。这表明,增加地方国有企业税负是市级地方政府实现其政绩诉求的重要途径。

财政分权与地区服务业增长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地方政府政绩观的逻辑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更明显。针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阶段性、地区异质性特征带来的总量滞后问题,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1980-2016年30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特色财政分权体制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因而在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上,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和阶段,会区别性选择更有利于体现经济增长政绩考核的产业,影响服务业增长地区的差异性和阶段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呈现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地区经济发展对财政分权的服务业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在低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加强会阻碍服务业增长,在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权对服务业增长的阻碍作用明显弱化,在高收入阶段,财政分权显著促进服务业增长。本文解释了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及个别地区服务业快速增长的现象,同时认为,随着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超过高收入门槛,扩大财政分权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增长,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改进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会影响企业成本管理决策吗?——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中介作用

成本管理是企业对其内外部资源进行配置的决策过程,而政府活动无疑会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那么地方政府政绩诉求会影响企业成本管理决策吗?这个问题目前鲜有研究,因此文章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地方政府政绩诉求是否会对企业成本管理决策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诉求会使企业加大成本投入,对企业成本粘性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地方政府政绩诉求较大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出于尽快晋升的动机,对地方GDP和失业率的政绩诉求会导致政府加大对企业投资的干预,地方政府政绩诉求导致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从而影响了企业成本管理决策,增大了企业成本粘性。

区域性投资过热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博弈实证分析——以“铁本”事件为例

区域性投资过热的问题已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在综述区域经济文献的背景下,以“铁本”事件为案件,创建了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决策“博弈”模型,分析和求证了在转型经济时期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地方政府官员GDP政绩考核条件下的纳什均衡,并由博弈均衡解推论出,局部投资过热的根本原因不仅是经济要素,更主要的是政治关系,即科学发展观与地方政府官员GDP政绩考核的矛盾冲突,使当前宏观调控效果受到影响。对此,文章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的配套政策建议,即在实施适度从紧的金融信贷结构政策和投资项目限制性审批权管理政策外,必须相应调整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GDP标准,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绿色GDP标准。

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和锦标赛理论,以2013年中组部印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为切入点,研究了这项明确不再以GDP论英雄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对实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不再以GDP论英雄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革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且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革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革提供了实证证据,丰富了实体企业投资效率研究文献,也对中央政府评价和深入改革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提供了政策启示。

改进地方政绩要＂有借有贷＂

会计行业中有一条不变的准则，叫“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讲究的是“有出有进、有借有还”。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对于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意义重大,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以及在职期间的职业道德水平对于地区发展来说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完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这不仅能够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约束和激励,还能帮助地区稳定科学的发展。因此本文以党的领导纲要为指导思想,细致的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项问题,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优化措施,希望能够保障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事权非对称性及约束激励机制变化研究

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与分税制前相比变化呈“反向剪刀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逐渐减少,财力上移,但其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例不断增大,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地方政府必然转向另一种约束激励机制扩大财源。其根本原因是现有财税体制存在问题并且相关制度存在缺陷,不能将所有矛头均指向地方政府,应从根本上改革体制上的缺陷。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者的激励机制分析

目前单一的、非定量的、只对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进行问责的"一票否决式"食品安全监管激励制度不足以激发监管者对食品安全实施充分监管,导致食品安全监管陷入了层级委托代理问题困境之中。而要想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努力程度,必须以可量化的形式把食品安全规制绩效加入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本文提出了考核地方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绩效的5个指标:地方政府查处的食品安全事件数目、食品质量抽检合格率、绿色有机食品的相对数目及增长率和研发出新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检测方法数目等。并对如何激励各级监管人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