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高职舞蹈表演专业与地方教培产教融合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不断增高。比如在高职教育中,舞蹈表演专业的教育模式不断变化,都是为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如何更好地完善舞蹈表演专业的教学?目前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产教融合。在《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的新目标是对产教融合的教育模式进一步深化,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使深化后的产教融合教育体系成为我国高职教育体系的模板。深化产教融合教育体系首先要将专业和教培机构进行合并,形成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高职舞蹈表演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产教融合教育体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齐鲁士人与两汉地方教化

两汉时期,众多齐鲁饱学之士以行政官员、民间儒者的不同身份,通过兴学传经、隆礼倡德、移风易俗、家庭教育等不同方式开展教化,对统治的巩固、社会的稳定、文化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水运网络、地方教化与天后崇拜——以明中叶至清中叶广州府番禺县沙湾巡检司地区为例

番禺县南部(简称"禺南")大谷围地区地处广州城正南方,历来是广州港的出海门户。沙湾巡检司地处大谷围的沙湾(市桥)水道沿线。明清时期的番禺沙湾(市桥)水道是连接珠江口和珠三角腹地的重要水上运输通道。明代中叶到清初前后,在南宋时期建立祭祀天后神庙的乡镇及广州城的影响和推动下,天后庙开始在沙湾司沿江地区陆续出现。雍正以后,尤其是乾隆年间,珠三角滨江、滨海乡村水运日渐繁忙,从珠江口的黄阁,到连接珠三角腹地的南山峡,都有天后神庙被不断地兴建、重修或扩建,乡民们模仿官方的礼仪与地缘关系整合、叠加,创造出独特的天后祭祀仪式。明中叶到清中叶沙湾司的天后崇拜的演变,是珠江口与内河水运网络演变的集中反映,也是明清禺南地方社会转型期的集中反映,是经济发展、区域社会变迁与乡村社区互动的结果。

明代后期河南士绅与地方教化——以归德府沈鲤的文雅社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区的社会风气和观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地处南北要冲的归德府地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生活奢靡,奸伪萌生,民风流于薄恶。曾任阁臣的士绅沈鲤,为改善乡梓民风,联合其他士绅组建文雅社,议定社约,共同引导乡民尊崇古礼、戒奢崇俭、为义行善,倡导大族规诫自身,典型垂范,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地方不良风气,也为其他地区士绅的地方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鞭打春牛农俗中的地方教化与国家认同

鞭春农俗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地方发展中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从鞭春活动的群体参与情况看,地方官员、农村乡民、文人墨客都是鞭春的重要参与者,且在鞭春活动中各有积极表现。鞭打春牛的农俗活动除了节令娱乐表演之外,还具有传承农耕文化、强化地方治理、防御灾害和劝课农桑等多种地方教化功能。此外,通过鞭春活动的行政管理还可以看到其中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州县鞭春是皇帝籍田的礼制下移,国家对春牛形制和制作工艺颁布统一规格要求,还将鞭春作为国家规定的地方日常工作予以管理,鞭打春牛活动中的经费开支也计入地方行政支出明细之中。

以人为本 科学管理 推动地方高校的教风学风建设

文章针对目前地方高校教风学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理念和加强教风学风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财务监督机制探析

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财务监督机制可分为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其中外部监督机制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政府监督机制及社会监督机制。我们应重点推进教育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进程,强化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全方位监督,充分发挥日常财务监督的作用,以完善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的财务监督机制。

国家制度视域下的“曲子”研究新路向——郭威著《曲子的发生学意义》评述

郭威所著《曲子的发生学意义》一书，从发生学理念出发，结合多学科研究视角，自上而下对音乐与文学之综合体“曲子”进行深入辨析，提出了以“艺术形式-承载者-制度-艺术形式”为逻辑关系，并分别从曲子本身、乐籍体系创承与传播机制、曲子之“母体”意义与诸多音声技艺形式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强调了曲子、曲艺、戏曲为同一音声系统，并重点论述了国家制度（乐籍体系、地方官府“教坊乐系”）对传统音乐文化创承与传播的主导核心作用。作者重在探讨曲子背后的生成机制问题，从而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路向。

地方官属音乐机构三题

作为一种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基本常识,谈到隋唐以降的音乐机构,必会提及"太常""、教坊"等;作为一种研究视域,从既有成果来看,对音乐机构的认知则多止于"宫廷"。笔者认为:隋唐已初步构建起"中央——地方"的全国音乐机构体系;地方官属音乐机构承载诸多音乐职能;这一体系在乐籍制度存续期间几乎一直存在;地方官属音乐机构或可称"地主教坊"。

明人王祖嫡行实考述

军户家庭出身的王祖嫡,在明中期以来文风昌盛的背景下,由于家庭变故而走上科举之途。因母病而屡进屡退以及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在进入翰林院等部门后,缺乏任职的连续性和进取意识,从而限制了他政治上的作为,却成全了他深厚的文学造诣。出于对完美道德的追求,在国家大政上不惧得失,敢言直谏;在地方教化和灾害救助中献计献策,出资出力,展现了他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

明代河南学者王祖嫡行实研究

军户家庭出身的王祖嫡,在明中期以来文风昌盛的背景下,由于家庭变故而走上科举之途。因母病而屡进屡退以及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在进入翰林院等部门后,缺乏任职的连续性和进取意识,从而限制了他政治上的作为,然却成全了他深厚的文学造诣。出于对完美道德的追求,在国家大政上不惧得失,敢言直谏;在地方教化和灾害救助中献计献策,出资出力,展现了他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

明中期理学维度下儒家伦理实践研究——以何瑭为中心的考察

军户家庭出身的何瑭,在明中期文风趋盛、学风转向的背景下,以读书明理的儒者志趣走上仕途。何瑭以理学家的角色参与地方教化事业,在为恢复先贤祠墓而建言、推许地方义门家庭、褒扬贞孝等活动中,集中展现了帝制时代理学家重视儒家伦理的世俗化,以及缙绅层面儒家教化的实践动向。

《康熙仁和县志》所记载的明清才女

明清之际,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外,才女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性别群体,再次浮现。她们的事迹被记录于当地的地方志中,作为地方教化的正面典型。钱塘、仁和,两县并属杭城两县,位于省、府治所,尤为人才文化汇聚之地。《康熙仁和县志》中有"贤媛"的记载,共有26名,其中的陈德懿、孙孟芝、钱庄嘉、顾若璞、姚令则、黄修娟,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可以归为才女这一群体。

体育活动不足1小时将“一票否决”

从教育部获悉,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将组织开展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情况作为年度考核重要指标,并与业绩考评、评先评优直接挂钩。凡没有认真执行本规定的,在各种评先评优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